经济增长有无极限？增长极限论者认为，由于资源有限，人口增长无限，地球迟早承担不了过度的增长。增长无止境论者则认为，方法总比问题多，人的潜能与技术的进步潜能是无限的，不必过度担忧增长极限；因为，穷则变，变则通。资源短缺后，价格自会上升，只要价格过高就会有替代品出现。
不论增长有限或无限，经济学里有一个趋同论，这个趋同论认为，穷国迟早会赶上富国的物质水平，且不同国家间的土地、资源、人工等的价格，也迟早会拉平或趋近。只是，实事求是地看，并不尽然如此。有些国家生活水平不进反退，有些则进步神速，如东亚，有些则慢如牛步如南亚，有些则停滞不前。据此，便有人提出了条件性趋同论（Conditional Convergence），也就是，趋同虽是可能，却是有条件的，条件不足，潜能无法充份发挥，就会钝化趋同的过程，如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中国家情况各异
这些条件是什么？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情况各异。大体上言，起点越低者，越容易起飞，进入较高阶段后，就会从起飞期，转入平缓期。如过去24年来中国均处于高速增长期，可2014年，增长就只有7.4%，预料2015年更会落到7%。同理，在1990-95年，大马的年均增长率为9.4%，1996-2000年则跌至5.0，2001-07便跌至4.7%，2008年后，起伏更大，如2009为-1.7%，2014为6%，从2003年到2014年，年均增长率为3.6%。可说每况愈下。若不再力图上进，可真要掉队了。
值得注意的是，大马是个享有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红利（油气）、开放经济红利、储蓄红利（储蓄率高，如公积金局资产近6000亿令吉）优势的国家。在享有这些优势条件下，表现竟然输给高收入国的新加坡（2002-2012，年均增长率6%，名列全球第41）。这就说不过去了。因为，一般来说，发达国与高收入国的增长率皆偏低，只有约2%。可见事在人为。尽管有限制，还是有些可为之处的。由于大马已是中高收入国，不可能再与印度、印尼、菲律宾、越南等比低薪，出路便只有向上升级一途。也就得调整既有的经济结构与转换增长方式，特别是提高出口产品的增值（Value-Added）与生产力。这就涉及了人口素质与人才政策。除了得调结构，转方式外，大马还面对一个增长动力源的问题。大体上，增长动能有了，即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从支出面GDP的角度看，在1990年代初期与中期，也就是高速增长期，大马主要靠投资与出口为动力来源，如在1990-95，投资占GDP的38.3%，1996-2000也占到32.2%，可2001-07则占22.4，这几年虽有上升，也仅占约26%且难以为继。
出口方面，在1999-2000，年均增长率也有约13%，可进入21世纪后，只有约6%的增长率。这就是增长钝化之因。显见，若不再提高投资率与出口增长率，特别是有素质的投资与出口，前景可说暗淡。只要这源头活水不振，消费税的吸税力也将有限。因为，源头是有素质的增长（Sources of Growth）。增长缺源，哪来源源不断的活水？
资产升值昙花一现
自1998以来，大马的增长力，已从投资与出口转向内需，在短期内，这不失为振兴经济之策，可用老了就是祸源。幸或不幸，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由于量化宽松及国内低利率的刺激作用，经济也显得较活跃，特别是股市与房地产，可这里有太多人为的因素，是不可靠的。当利息正常化后，潜存的问题就会逐渐浮现。约言之，资产升值致成的荣景迟早得回落到可持续的常态。
当前，大马的企业债务，已占到GDP的93%（约9400多亿令吉），公债也占到约53%（约5700亿令吉），而家债也占到87%，这些加总起来已占到GDP的234%！这尚不包括政府保证的或有债务。高债务不仅危险，也会占用可用资源（因得偿债），这也进一步削弱投资潜能与出口力，进而抑制了产业升级及最重要的体面就业机会的创造力。就业为民生之本，没体面就业，也就没可靠的公共部门的收入源，这就是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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