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加坡从长期的殖民地统治进入自治时期。当年，通过大选组成劳工阵线政府，于5月25日成立以教育部长周瑞琪为首的调查华文教育的委员会，成员包括：李光耀（人民行动党），林有福、林泉和（劳工阵线），哈密裕末（华巫联盟）等人。
当时，华社有50多个华团联合举行“六六侨团”大会，通过5项决议案，由陈六使、高德根及连赢洲等人代表华社提呈“华文教育委员会”，议案是：1.请政府根据各族学校地位平等的承诺，废除殖民地教育政策及不合理的教育法令，拟订配合民主政治精神之新教育政策；2.保存华文教育之优良传统制度，注重母语教育；3.建设学校应有平等之办法，政府应拨款资助华校董事会建议项目及解决校舍问题，特别是乡村学校经费问题；4.华校教师待遇应与英校教师平等：5.华校学生应享有六年免费教育。
1956年，“华文教育委员会”提出《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针对新加坡这多元民族社会的教育政策提出六点建议：1.平等对待四种语文；2.规定所有学校的共同课程范围；3.鼓励不同语文源流彼此混合；4.小学实施两种语文教育，中学实施三种语文教育；5.融合各种不同文化，创造一种本地共同文化；6.所有学校应教授公民课程。这份报告书成为1957年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
双语教育政策
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宣布其教育政策：1.接纳1956年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2.接纳马来语为国语；3.修正现有课程，注重实际科目等等。[1]（p90-91）1959年9月1日，李光耀出席星华记者工会庆祝记者节的谈话中，劝告星华记者工会去掉“华”字，因为它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不利各族团结。基于政治上的理由，新加坡就格外压制华文教育的发展。在李光耀治国时期，一再强调语文沟通的重要性，在教育课题上他坚持落实双语政策，确保新加坡人以英语作为各族的共同沟通语，又能同时掌握母语，以免失去传统文化。
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强调英语为全民共同语，突出它作为政府用语和商业用语，这是以英文为中心的双语教育政策。
双语教育政策实施的结果，母语教育学校日渐式微，1975年泰米尔学校没有人报读，1978年马来学校招不到新生，1979年英校新生占了91％，华校新生只有9％。1987年各源流学校逐步统一，并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只保留9所特选中学及4所特选小学以华文教学。1980年进一步把南洋大学关闭，改为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南洋理工大学。
显然，新加坡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已被“边缘化”。由于华文在学校只是单科，华文程度滑落，学生只是把华文当为考试科目，在英语至上的政策下，新加坡的华文一般上只是维持在会话的层次或方言的地位。华人家庭中使用英语的现象不断增加，对年轻一代来说，华语的使用率一直往下滑，华文只是一种外语。
众所周知，在构成民族文化的因素中，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语言是保持民族文化持征的重要标志。每个民族有了其本身的语文与文化，这个民族才能存在，才不会被同化或消灭，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构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新加坡在李光耀执政下，力图将新加坡建设成为洽融各族文化差异的大熔炉。以英语为基础，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融为新加坡人，创造出全新的，即非西方文化，又非东方文化的新加坡文化。
然而，根据1999年，新加坡一所大学的讲师对800多名中学生、初级学院和大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近25％华人子弟不想做华人，其中11.8％想做洋人，8.2％想当日本人。这是华族的华文与文化长期被摧残的必然结果，这是华社应记取的反面教材。20世纪80年代末后，新加坡国家领导认识到，新加坡可能不容易消除民族差异以达到同质民族的目的，因此，转而强调民族认同和新加坡认同同等重要，即从“熔炉论”回归“多元化”。
中国的和平发展，华文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用语。2004年，新加坡有关当局公布将通过灵活制度，以确保不同家庭背景的华族学生尽量掌握华文。其实，新加坡若要真正发展华文教育，就得改变其“英文至上”的迷思，真正接受多元文化社会的事实，协助各源流学校的发展，包括复办华校，营造应用华语华文的环境。否则，华人放弃自己的优势，留下的是不能与子孙后代用华语交谈的遗憾！
引述及参考文献：
[1]周聿峨：《东南亚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2]《李光耀40年政论选》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联邦出版社。
[3]《联合早报》新加坡林义明，2000年10月12日。
[4]《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9月5日。
[5]庄国土等：《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的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6]王瑞国：《马来西亚华文中学的改制与复兴》华教研究系列，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