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牟宗三，在1960年出了一本《政道与治道》的书，书中认为，中国的治道，在以前便发展到了最高的自觉境界，可政道却始终没办法；故而，中国以往只有治道，而没政道，只有吏治而无政治。
因为没有政权的道理（政道），故其治权的道理便缺乏客观形态与架构，而只有主观的治道。这个治道也有3个系统，即儒家的德化的治道，道家的道化的治道与法家的物化的治道。他这里所说的政道，是指有客观架构的民主体制，如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体制。因此，中国有必要依据中国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道统，开创出民主政体的政统与科学，事功的学统等，是所谓的从内圣开出外王（科学、民主、事功）等。对普罗来说，这是比较“玄”的道理。
其实，严格来说，牟宗三所说的政道应是政体，也就是政治体制，如民主或君主体制。且要看如何定义民主；因为，当代民主是个含义可大可小，可宽可严的用语。如不少人还引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可深层地想，民有与民治既可指民是主体（直接民主），也可指民是客体（被统治，如代议民主制），而民享则是理所当然的政治理想，如民本便是民享。伸言之，若说，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也是可解释为符合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宗义。
掌控霸权说了算
同理，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说是人民之治（Democracy）；可见，民主这个受人赞的用语，已变成漫无边际的用语，现代政治学里指称的民主主要指宪政框架下的代议制。
其他如社会民主、产业民主、经济民主，是把民主当作平等的同义词来使用。此外，左派人士也常用资本主义型民主（CapitalistDemocracy）来指称西方主流民主政体，至于社会主义型民主（Socialist Democracy）或其他形形色色的民主形式，则各有其专属含义。在西方，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型民主，也常受到西方左翼所抨击。这里，也涉及了话语霸权与文化霸权的现实；毕竟，权力无处不在，谁掌握了霸权便是谁说了算。
回过头来再谈政道；其实，传统上中国人说政道，主要是指王道仁政，如天下有道，君有道，政得其道等，著重的多是行为的结果，也就是成果比形式重要。可以说，这是一种实用理性的表现。政者正也，只要做得正，便是正道。只要实现政通人和便是正道。
当然有些人文知识份子会说，这是低层次的要求；只是，普罗有普罗的要求。知识精英可以曲高和寡，可政治人物可得曲低和众。政体与程序固然有其重要性，可为政之道，目的在于为民讲“小确幸”，有了温饱，才可能解放自由。
香港的名记者梁厚甫在1987年发表了一篇《政与治》的文章，里头提到，政与治应该区别对待。进而言之，英文的Politics应译为政道而非政治，而公共行政则应译为治法（Public Administration）。也就是，政为体治为用。政道著重原则，如是为资产阶级抑或是无产阶级服务，而治道则是处理大众事务的技术。两者的关系是，好的治法，有助于政道，而治法不得法，交不出政绩来，即便有好的政道，也是徒然。毕竟，对普罗而言，设立政府的目的便是要让人民得安居乐业，庸俗而自得。
政道不彰治道不显
至于如何把政道与治法发生综合效应，梁厚甫主张，用法治来串通两者。只是，我想法治与人心必须相配，才能政通人和。没有才德兼备的治者，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滥用，致成有术无道的政治。如当前的大马，便是政道不彰，治道不显。
这里也涉及了如何选才用才的课题。基本上，通行的做法是，事务官靠考试录用，政务官则靠选举与选拔。在实践所谓纵向民主（Vertical Democracy）的中国，则是基层走选举之路，中层走实验，而顶层领导则走选拔的三合一路线。
Daniel Bell在《中国模式》（China Model 2015）一书里认为，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值得在肯定的前提下求改进。这个三合一与集体领导的轮任制能走多远，则有待观察。有者认为，中共是个富有应变力的达尔文型的列宁式政党（Darwinian-Leninist Party），故是个与时并进的韧性威权或开明专制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