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有个通论，认为其中一个促使马共在1955年走出森林与英殖民地政府进行合谈的原因，是受到自1951年开始冷战和缓而出现的和平共处原则影响所致。
其中一份备受争议的文件：《中共与苏共联合书面意见》对华玲会谈有催化以及主导的作用。然而这份文献至今尚未解密或寻获。
学界对马共受中共的影响的论述比较代表的是原不二夫以及谢文庆的讨论。原不二夫从马共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的广播，马共文件及马共机关报的报道对比人民日报的报道来论证马共与中共的言论是否同调。
谢文庆则根据文献记载马共干部包括陈平到北京的经历来判断马共受中共影响的程度。两位学者都分别印证了陈平回忆录里记载马共与英殖民马来亚政府举行华玲会谈（1955年12月28日-29日），与国际冷战局势出现和缓的“和平共处”原则息息相关。
陈平在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以及1999年陈平与学者对话并在2004年出版的对话录，披露了指导这个合谈的关键文献：《中共与苏共联合书面意见书》（“书面意见”）的由来以及它的影响。
2000年杨奎松引用了中共内部档案《毛泽东接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转述了这个“书面意见”的内容。从此马共走出森林与英殖民马来政府的合谈被当成是亚洲冷战中共与苏共联手促成的一个结果，其中中共扮演著主要的角色。
然而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指出，“书面意见”的存在以及形成的过程至今依旧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陈平在回忆录以及对话录中自己也解释得语焉不详。华玲会谈的失败是马共武装斗争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事件。
1970年4月25日马共发表声明反省华玲会谈失败，归咎于“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一个讨论就是“意见书”到底是中共还是苏共的意见？哪个领导人主导的？2007年马共到中国寻求中共支援的第一位重要干部，也是毛泽东接见的第一位马共领袖亚海（单汝洪也叫亚成）出版了他回忆录第四卷。
亚海描述他与这份意见书的“接收者”小章在北京的经历，小章去莫斯科的过程以及华玲会谈失败后不久他们会见毛泽东的经过。
亚海回忆录的内容帮助我们佐证了许多陈平谈到“书面意见”的细节。本文将讨论中共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如何促成马共改变斗争方向以及讨论“书面意见”的相关争论，以对目前学界认为中共与苏共主导马共放下武器参与华玲会谈一说提出质疑。
中国共产党（中共）在1949年建国以后，除了台湾以及边疆的几个划界问题之外，基本上已经是入住中原，天下大势已定。
中共革命成功的经验对于当时身陷森林中进行游击战的马共极为重要。
1948年的这场战事到底是莫斯科指使马共还是马来亚国内的局势使然，一直争论不休。学者一般以为马共的军事革命是受莫斯科指使，首先是接受了英国的宣传观点，二方面是揣测莫斯科的角色。
书面意见的主导
最典型的论述就是认为紧急状态是英国在亚洲的一场冷战，为了防止苏联扩张共产主义，马来亚是第一道防线。谢文庆在2012年专文，特别强调马共在1948的武装斗争，没有文献证据显示是受到苏共的影响，他列举了事件发生的先后秩序，清晰的指出，马共的武装斗争是在紧急法令后两个礼拜才发动的。
英殖民地政府可能知道原来马共已经策划在1948年9月在西马9州进行游击战，设立两个森林基地，而提前颁布的紧急法令，打乱了马共的军事准备。陈平称这个行动使得马共陷入混乱，而被迫采取自卫战，近乎是手足无措的革命。
陈平谈到马共在1953年以前不曾接受过苏共以及中共的直接援助。但是马共与中共恢复直接的联系是早在1948年11月底，马共中央派当时的中委亚海（单汝洪）离开马来亚，前往中国北京治疗肺病。
马共党中央在这个时候，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以小章、穆沙阿默德以及亚海为主的驻北京马共中央干部。他们在北京积极吸取当下的国际局势发展，与中共、苏共以及其它亚洲兄弟党的交流。为马共接下来的发展谋求对策。另一个以陈平、杨果为主的游击部队在丛林里艰苦挨饿，进行游击战。根据马来西亚警方情报组的观察及研判，这个时期的马共决策过程，基本上都让中共全程参与。
马共至今也没有公布华玲会谈开会的细节以及讨论的过程，而使得我们无法判断陈平的谈判底线是如何产生的。但是“书面意见”所构成的谈判压力，可能也使得马共在谈判过程中，为了取得和谈，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华玲会谈失败对马共的打击重大，全国报章报道华玲会谈的进程，给散布在其他州已经饥饿交迫的游击队传达了可能随时放下武器的讯息。因此种下了军心涣散，加剧游击队员向政府投诚的恶果。
（三）“书面意见”是中共还是苏共的意见为主导？
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马共在1955年华玲和谈的举措被视为是修正主义。文革盛行的观点为中共不主张和平谈判，而是赫鲁晓夫主张的。这个“到底是谁主导”这份文件的争论也在马共内部引起激烈的讨论。
在华玲会谈破裂不久后，毛泽东接见了小章与亚海。亚海详细的记述了所有人的谈话（参考附录），接见结束后，亚海和小章的总结是：
我们想法很一致，都认为毛主席是主张我们坚持武装斗争，继续打下去，反对妥协，反对投降。”阿海与小章的内省引发我们思考：小章与阿成在北京以及莫斯科收到中共中联部，苏共中联部的指示，要求转化斗争模式，而触发了华玲会谈，与他们在现场所解读到的中共高层的讯息不一致。亚海与小章是不是现场误读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刘少奇的讯息？
结论
我们在这篇短文中重新讨论《中共与苏共联合书面意见》的争议，首先要指出史料上的断裂，以及几个回忆录里面对于“书面意见”的含糊使得我们无法还原这个书面意见形成的过程。然而我们的讨论只能是对现有的学界意见以为中共苏共联手指导马共促成华玲和谈的史料基础提出疑问。
但是碍于档案的缺失，我们今天只有马共一方面的说辞以及他们对于这个文献争议的看法。陈平曾在一个访谈中坦诚说道在华玲会谈期间，“不靠中国又能靠谁？”，“又提到其实不应该跟著中国走”。陈平对于中共的仰望，期许、依赖以及抱怨在回忆录中表露无遗。但只是马共一方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