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援助组织问卷调查显示，超过40%女性在怀孕期间曾面对职场歧视问题，担心怀孕遭到职场歧视的连带效应，导致女性只能在“职场”或“生育”中二选一。因为现阶段法律保护能力不足，包括1995年签署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后并未重新审视法律条例，以致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根据妇女援助组织8月针对全国222名女性进行的网络民调显示，我国职场歧视孕妇现象依旧严重，尤其让孕妇职责变得可有可无、否决升职机会、延长使用期、甚至被降职或开除，导致30%受访者选择推迟怀孕计划。
对此行动党全国副宣传秘书张念群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指出，现阶段我国没有明确保护职场孕妇求职的法律，如外国的歧视怀孕法令，只能沿用《联邦宪法》第8（2）（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得以宗教、种族、出生地及性别等为由歧视他人）条文。
“但是此条文只适用于公共领域，私人商界的投诉者，仍可带上法庭要求赔偿，但缺乏明确法律条文支持，诉讼过程也会很漫长。”
她举例，临时教师诺法迪拉2010年入禀法庭，起诉政府以怀孕3个月为由将她撤职，最终法官以违反《联邦宪法》为由宣判诺法迪拉胜诉；1991年前马航空姐比特莱斯因被马航以怀孕为由解雇，同样选择提出法律诉讼，却在14年后宣告败诉，不获赔偿。
心灰意冷最终离职
妇女援助组织的民调结果也显示，每8名因怀孕被裁退或不得升职的女性中，只有1人作出投报，这可能是女性不晓得自身权益，或不清楚可透过哪一种管道讨回公道。
身为古来国会议员的张念群不违言，曾接获不少女性申诉，因怀孕而不获升迁甚至被辞退，有者选择哑忍或对此公司文化心灰意冷，最终离开职场。
“坦白说，就连英国的民调也显示，大部分资方不愿意聘请孕妇，可见职场歧视孕妇的严重性；以诺法迪拉案为例，原本她获赔30万令吉，惟后来法官以‘诺法迪拉自己未提及怀孕，因此被辞退也是咎由自取’为由，缩减赔偿金额至3万令吉，也反映我国职场歧视固定印象已生根，甚至是法律界也不例外。”
她强调，外国的歧视怀孕法令，甚至明文禁止资方在面试时，询问女性是否有计划怀孕，或面试者可选择不回答，除非面试的工作性质并不适合孕妇。
“其实立法并不难，只是视乎政府是否有此意愿，毕竟类似法令只需简单多数就可通过，现任政府明显意愿不高，或许这和缺乏女性国会议员或政府担心引起资方反弹有关，但我认为这是跨越政党的课题，甚至有可能获得朝野议员皆支持。”
吁政府补贴资方达双赢
马中总商会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李素桦称，1955年雇佣法令阐明，若怀孕女性（怀孕超过4个月）被雇主以不合理的理由裁退，可在工业法庭对资方提出法律诉讼，若胜诉可索取至少7个月薪资。
身为执业律师的她坦言，对尚未怀孕的女性而言，若被资方以“可能怀孕”为由拒绝升迁或给予工作，目前的确没有相关条例索偿，因此她认为，除非是工作性质需求，否则不应以怀孕作为判断女性工作能力的条件之一。
“除了立法，我认为政府也应协助资方，包括舒缓聘请孕妇可能面对的人力资源损失（产假），若职场女性嫌麻烦而选择不生育，少子化的冲击也会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因此政府理应透过经济补贴或扣除税务奖掖，协助职场女性和资方取得双赢。”
消除歧视公约 大马只签没落实
我国在1995年“有条件”签署联合国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但对公约的第5（a）、7（b）、9（2）及16（a）条文有所保留，包括“消除基于性别而分尊卑的男女定型任务的偏见及习俗”、“保证女性参加政策修订及执行，参与各级公务”、“子女国籍享有平等权利”与“女性拥有相同缔婚权力”。
公约第18条列明，成员国有责任在公约生效一年内，及往后至少每4年一次，依据公约各项规定，向负责监察的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呈报告，惟我国至今只在2006年，一次性呈交2004年所准备的第一和第二份报告。
张念群指出，这证明我国政府纯粹为了“签署公约”而签署，并未完全落实公约内容，包括重新审视现有法律，修订已违背公约原则的法律条文，并依据公约精神增加新法令，只是修订《联邦宪法》第8（2）条文，在歧视定义增加“性别”一词。“因此讨论我国保护女权意识时，我们还是回到同一个问题，政府是否有意愿落实？还是纯粹为了改变形象而进行表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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