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华裔常年以国内第二大民族身份自居，惟人口比例却在逐年降低，从1957年马来亚独立的37.2%降至2010年的24.6%，也让华社近年不断传出“多生育以提高人口比例”的呼声，担心人口比例降低导致话语权削弱，政经文教领域权益被侵蚀。
惟专家与华裔政经文教团体领袖有志一同认为，华裔人口比例减少是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鼓励多生育并不足以解决未来危机，只能透过跨族群合作与推广民主化进展，确保国家朝向“对事不对人”，才能避免华裔人口比例降低的危机。
每次提及华裔人口比例逐年降低，普罗大众第一印象是华裔人口减少的错觉，但实际上华裔人口从1957年马来亚独立的233万持续增长至2010年的640万，只是在我国公民所占比例下跌，因此两者概念并不同。
博特拉大学老年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蔡信廷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解释，人均寿命延长与始终“正数”的生育率（生育率比死亡率高），是我国华裔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尽管我国华裔以“爱移民”形象著称，但生育率持续下跌，才是华裔人口比例减少的主因。
“据我们在2008年的研究显示，1809名受访者里，24%的华裔受访者至少有一名孩子在国外生活，远高于平均值6.5%，印裔的7.4%和巫裔的2.5%，但其实移民对华裔人口比例减少影响不大，预计仅占不到5%。”
育儿费用越来越高
他分析，最关键的问题是生育率，华裔生育率自1970年代开始逐步减少，不过这并非是华裔独有的趋势，巫裔生育率也从1970年代的5.1下跌至2012年的3.6，因此我国生育率在2012年也只有2.3，这与整体社会发展有关，只是居住在城市的华裔较多，较快步入此阶段。
“数据显示，经济发展越完善的国家，生育率都会降低，目前我国70%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在新思想如‘不婚不育’的单身主义冲击下，加上经济急速发展的高消费时代，养育孩子的花费越来越高，因此这是很正常的世界趋势。”
难兼顾职场与孩子
“现代华裔较迟婚或拥抱不婚主义，以30岁左右结婚为例，生孩子的时间大概只有5年（平均2胎），但平均25岁结婚的巫裔，却有至少8年时间生育孩子，也能拉高生育机率。”
他坦言，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也是生育率低原因之一，但这是“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两难问题，毕竟现代家庭需要更多收入才能生存。
“政府时常声称女性就业率低，但实际上年轻女性就业率颇高，只是到了30至40岁阶段就直线下降，因为这正是职场女性回到家庭生育孩子的时机；因此你不能一边要求提高女性就业率，另一边却抱怨生育率降低，两者之间必须取舍，两夫妻都工作，谁负责照顾长者与小孩？”
少数族群势弱 跨族合作成趋势
人口比例下跌，就会削弱华裔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的影响力说法，是否属实？
行动党全国代主席陈国伟表示，若对我国政治发展保持乐观想法，华裔不必担心人口比例下跌问题，因为政治生态将随著社会进步而变得更民主，不会以种族区分选民，就像美国的非洲裔仅占10%左右，白人占了超过80%，却能选出一位非裔总统。
“但国阵为了避免实现政权轮替，在无法夺回更多华印裔支持的情况下，在大选时只能大打种族牌，如此一来就不可能促成政治进步；希望联盟主打面向各族人民的斗争路线，藉著多元平等宗旨促成全民团结，就是希望透过跨种族合作，避免单一族群利益被牺牲。”
致力推动跨族群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主席陈友信则认为，华裔必须面对人口比例只会越来越少的现实，因为这是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改变的必然趋势，并开始了解“跨族群沟通”的重要性，才能摒弃“只能依靠自己人”的想法。
“每个国家其实都有不同的族群，但我国较特别的是，某些族群的种族气焰特别强，触及族群权力时会特别敏感，容易成为话题，我们只能透过跨族群合作才能改善此问题。”
不会失本身特色
他强调，若以人口多寡决定政策走向，对少数族群而言根本是不可能胜利的战争，因此唯一的办法是联合各族群推动改革，确保单一族群课题是足以引起共鸣的跨族群课题，而这正是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正在致力推动的方向。
他举例，单纯谈华教问题难引起各族共鸣，但若提升至捍卫母语教育课题，就能引起巫印裔甚至全世界的共鸣。
他重申，强调多元族群合作不会影响各族文化教育发展，因为组成多元公平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尊重各源流独特文化，因此“跨族群合作丧失自身特色”的说法并不存在，反而是透过跨族群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形成沟通桥梁并凝聚各族力量为所有人奋斗，这也是多元族群的民主化进展最终形态。
吉隆坡小贩商业公会主席拿督洪细弟则以自身公会为例子，华裔小贩力量日渐单薄，因此公会也不只限于和华裔小贩合作，而是联合不同族群的小贩公会与政府保持紧密联系，时常对话以确保政府听到少数族群的心声。
“这让我们每年可从联邦直辖区部和贸工部取得10万令吉左右的拨款，如此庞大的常年拨款在华裔组织较罕见，但我们也认为跨族群合作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也是华裔组织未来的方向。”
迟婚或不婚是世界性趋势
博特拉大学社会学讲师李玉辉补充，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进入工业社会的人类关系较疏远，拥有更多自我性格，拥抱享乐主义，而从农业社会的大家庭模式，转为较小型的核心家庭模式（只有父母和子女），更容易选择迟婚或不婚主义，惟这是世界性趋势，并非华裔独有。
“工业社会鼓励更多家庭成员工作，但工作时间不能和孩子相处的情况下，只能寻找托儿所或女佣帮忙看顾，这些都是必须付费的服务，变相推高养儿育女的费用，而且政府在华裔方面的资助始终较少，缺乏免费教育的机会，也是让华裔对生更多孩子感到却步的原因之一。”
他分析，华裔身为移民社会，在缺乏土地耕种的情况下，更多进入城镇地区打工或进行小本经营生意，较快进入城市化发展，因此生育率也掉得更快。
“华裔人口比例降低的最明显影响，也广泛引起讨论的领域，是政治力量被削弱；若华裔人口比例到了2040年仅剩不到20%，依照现有的种族政治走下去，华基政党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国大党，缺乏华裔占多数的国州选区，掌握的民意力量会减少。”
生育率料掉至1.2
他认为，在现有的种族政治生态下，文化和教育能否蓬勃发展，政治力量扮演重要角色。只有民意代表能从政治管道争取更多福利和拨款，持续维护和发展文化活动，缺少民意力量支撑就很难取得政治话语权。
“过去华商是推动文化教育的重要推手，包括自行斥资开校办学、设立会馆协助凝聚社群力量等，但在移民国外风气日渐强盛的现代社会，单纯依靠商界支持不是最好的选择，除非我国能够进步至高尚民主阶段，凡事对事不对人。”
询及华裔生育率未来会否跟不上死亡率，以致我国逐渐成为人口递减的国家如日本时，蔡信廷坦言我国生育率最乐观发展是维持在1.5，但人口学家普遍相信我国生育率会掉至1.2，和新加坡一样，因为我国生活方式与新加坡接近，人口也普遍城市化。
“日本不是人口增长率缓慢，而是在数年前正式宣布人口开始减少，因为生育率下跌，长者人口超过30%，比年轻人来得更多，这很可能是我国和新加坡的未来；但新加坡拥有可以安然度过的优势，即更开放接受外国移民的政策。”
他指出，如今新加坡新生儿的比例中，本地人与外国人为一比一，以总人口而言，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不是本地人，但更开放的移民政策不可能在我国发生，况且在国际标准上，我国和日本属于对外国移民政策不友善的国家之一。
重返职场不易 女性选择减生
既然生育率已成为无可挽回的趋势，政府又有何方式可提升生育率呢？对此蔡信廷认为，生育率偏低是社会推动人民的个人选择，属于无可逆转的趋势，政府要透过政策影响人民的个人选择，其实并不简单。
“华裔最常挂在嘴边的‘素质比数量重要’的态度，并非政策上可以控制的改变，新加坡和中国就是好例子，从刚开始为控制人口而推行一胎政策，如今想要鼓励父母生育更多孩子，就很难改变了。”
“人口学家回答提高生育率问题时，最常给的答案是在工作场所增加更多托儿中心，确保父母工作时无后顾之忧，但实际上此举帮助不大，因为美国政府的研究显示，女性生育后回到职场是否还能找到工作，才是最大的决定性因素。”
他指出，进入高消费时代，女性需要工作以赚更多钱，帮补家庭庞大支出，但实际上许多工作岗位尤其是高级职位，却很难允许女性离开太久，造成女性容易面对“玻璃天花板效应”，升职机会与工作前途受影响，最终干脆选择少生育甚至不生育。
“因此许多外国政府开始调整男性的‘孕假’，提高至与女性相近的天数，尽力缩小男女不平等的差距，但仍旧难以扭转趋势。”
他强调，与其高呼“为国家与族群生更多孩子”口号，政府与各华团组织应回归组织家庭的本质，打出“找回生育孩子的本质”作为宣传重心，才能有效改变人们价值观。
“养儿防老已经不适用，但少子化趋势导致未来的孩子，被迫肩负起养育数长者的经济重担，这对他们公平吗？因此或许可以站在孩子的角度，多生孩子以减轻他们未来的负担，也是更负责任的做法。”
“生育孩子的原始目的是什么？这才是我们应该要找的答案，养育孩子太贵并非原因，而是自行定下的家庭标准，养育孩子经费可以从每月数百令吉至数千令吉，是个人选择，不是决定是否生育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