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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居住在人口稀落、无封建地主压迫、无寒冬而又多雨热带地区，过著自然经济生活的人民，因生活简易淳朴，对改变现状一般缺乏内在推动力。人如要有自我推动力，除非有外在因素推动并鞭策自己，让个人通过行动而取得对自己好的效果。
譬如说，坚持每天晨跑、打太极拳或到健身房锻炼，期待的是能长期保持身体健康，办事精力充沛并远离疾病等。人的这类内在行为或追求实现人生的愿望，驱动力基本来自能给予良好报酬的外在因素。
一百多年前，饱受贫穷交困、缺田少地的务农华人祖先，带著畏惧封建帝王官府、厌恶地主但崇敬财神爷的传统，大批移殖来到马来亚新社会，与安逸乐天、价值观与华人迥异的马来民族生活在同一国度，但两者之间甚少来往，生活空间是两个间隔开来的不同社会层面。
英国殖民主义者迎来了华人协助开发其国际贸易经济，华人很快就适应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运作，并认同金钱是物质财富的基础，通过经商、勤奋节俭和广受教育是累积金钱的路径，这也符合了向传统财神爷求富贵的要领。另一方面，在英殖民时期政策下，马来社会因被置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边缘，甚少被引入此制度的商业竞争机制，而基本保留原有的工作文化和生活态度。
大马前首相马哈迪一如既往，在今年一月初跟他2018年9月第二次任首相时，受媒体采访的说辞一致。他说马来人在经济竞争中输给华人，是因为马来人怠惰的工作文化和恶劣的态度，他还说尽管马来人的智慧和能力不输给其他种族，而且还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援助和特权，但他们仍未能脱颖而出。鉴于马来人与其他种族贫富差距仍在，马哈迪认为政府还需要扶助马来人，以避免种族冲突。这句话中有话，他似乎像是在提醒甚至警告大马的华印裔人士，倘若反对马来人特权，种族冲突势所难免。
实际上，政府五十年来已经掌控了全国的银行和金融业，发展马来私营企业是推动马来人正当致富的最佳途径。如果多数有潜力的马来企业得到贷款而发展成功，整体经济不但增长，马来中产阶层也会不断增加，大马种族间的经济差距就会不断缩小。然而，真实情况是，政府并没认真培养真正的马来企业家，让他们认识到企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要成为真正企业家，除了政府的财政支助与提供的方便，经营企业必须要有拚搏、面向竞争和担当风险的精神，而不是只想靠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走不可持续的捷径。
马来企业家要成功，除了配备现代市场经济应有的高瞻远瞩视野，还得对政府银行贷款具有责任感。譬如说，经营企业者申请贷款，银行批给真正的经营者贷款，经济就增长，否则如贷款给“假企业家”，经济不但不增长，还会因坏账引起企业倒闭而银行蒙受损失。关键是，数十年来大马当局实施的种族和朋党政治，导致金融业出现了不少呆坏账，而这正是旧马哈迪执政时代以来，基于提升马来社会经济地位而出现不少呆坏账的惨痛代价。
另一方面，出于维护马来人利益，以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却又把马来人集中在最缺乏经济刺激元素的政府公共行政领域。而这领域却因拥有重大审批决策权，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管制度，导致这决策权转化成贪腐手段，变成另一种不必资本投资的经济刺激元素。这个不良后果，今天依然延续不断。
在市场经济范畴内，公平合理的经济刺激元素是正当不过的。和大马华人具同样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在社会主义号召下意图用严格的中央计划体制，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大庆精神”和“大寨精神”来替代物质刺激，以提高生产效率。这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体制，对市场机制、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人对缺乏经济刺激元素会有何种反应的认识不足，而以失败告终。随后的改革开发方案纠正了这一点，经济于是蓬勃发展。
我们诚心希望大马政府对马来企业家的态度，不是不计成本继续保护备至，而是鞭策和鼓励，培养他们的奋斗精神和积极性，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基础，经济刺激元素的实际后盾。马哈迪所说的种族差距，相信将能逐年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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