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顾名思义是指以民为本，以民为重，注重为人民谋求福利、安民心的政治思想，它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流王道思想。它与民主的基本差别在于，民本著重统治者或治理者为民作主，也要求统治者实践王道仁政，开明统治或治理。民主则强调主权在民，人民是老板。理想上，应是人民直接参与统治或治理，也就是人民自己直接作主，而不是精英为他们作主。
只是，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政体与过程或是目的与手段间，常有落差。在2500年前的古代雅典，自由民是直接参与论政与投票做决策的；只是，这个参政权只限于自由民，女性与占人口多数的养活自由民的奴隶则被排斥在外，以至有人说，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是种立宪独裁，是少数专政。当代民主本质上也是精英政治。
今人所理解的所有正常成人皆享有参政权的民主（即普选权）则是在20世纪初期，才渐次出现于今天的发达民主国家，且是种称为代议制的间接民主，而非直接民主。也就是，享有主权的人民在选举中选出代议者为人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可以说，民意代表（议员）与人民间的关系，是种委托人──代理人的关系。当选的代理人，未必完全服从选民的意愿行事，故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民作主，而非货真价实的民治。
易言之，从操作或过程的角度看，今人所说的民主，关键在于授权，也就是治理者的权力（实为职权Authority），必须来自既定的合法程序如选举。这种权力来源于法定程序，故也称为法理性正当性。也因此，正规的民主体制，很注重政体与程序。若一国统治者的权力并非来自这法定理性程序，就被划分为非民主政体。这也是何以，当代国家普遍被划分为民主对非民主政体的理据，可以说这是种颇为霸道的一元主义。它把重点放在政体与程序上，政绩、实绩反而成了次要。
变质为“民之主”
在现实的世界中，在选举过程中产生的统治者，也可能变质为“民之主”而非人民的仆人。在民主崩溃理论中，这类民选的“民主主”，通称为民选的专制者。顺便一提，在中国古文中，民主的原义是指民之主，也就是天子或君主。也因此，在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份子中，有不少人把民主理解为非世袭君主制的民选领袖，如称林肯或华盛顿为民主。
研究民主理论者，常引用邱吉尔的名言“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体制”；此外，也突显出，民主体制有其不足之处，而非包治百病的万灵丹（如伊斯兰主义者常说，伊斯兰是包治百病的良方IslamistheSolution）。民主的基本问题是，它可能产生多数者的暴政，金主政治（Donor即金主），及短视的这一代人的暴政（不顾后代的自私行为）等。有道是，事实是客观的，意思是多元的，谈民主也宜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区别对待，不宜因立场先于是非，而隐恶扬善，这对完善民主没有好处。只是，现实中立场先于是非判断，是常态而不是非常态。
至于民本，照理说，也应是民主的一部份。按照中国的“学术超男”易中天在《我山之石》（2009年版，我山是指先秦诸子）一古的说法，2千多年前，孟子便具有统治权源自天与源自人民（天与之，民与之）的思想，即君权不仅是天授，也是民授这双重授权。可惜，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个思想并没进一步制度化。其结果则是，以儒家为主的政治哲学虽不反对君主制，却很注重君主的行为与治理的实绩。也就是政道与治道比政体更重要。毕竟，政体如选举，民主只是手段。
政体可以是君主制或什么的，可是，施政与治理之道，必须表现出爱民、益民、安民、重民、厚民、重视民生。这种民本思想，也常见之于孙中山的著作中，特别是其“民生史观”与民生主义。有些人，在顺应潮流下，把民本与民主等同，或视从民本到民主只隔一层纱有言过其实之虞；惟，从实际出发，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注重实际的爱民、厚民、重民施政与治道，确比空喊口号实际。
以实践检验真理
有道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或是身教重于言教，表现出来的言行与成绩，才是可令人有实感的政绩。或许有人说，这是种功利主义的结果论，问题是，普罗就是偏重结果，即拿不拿得出政绩来。其实，在这基本人权普及化的时代，结果才是保政权的硬道理。
按照英美古典自由主义或当前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政府是必要的恶；因此，最好的政府是少管闲事的政府；可是，社会主义或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则倾向于要政府有所作为，特别是在社会公正或分配公正方面。就此点而言，儒家的“不恶寡而患不均”的均贫富的思想倒与社会民主有近似之处。
不少人认为，儒家是种挺开明专制的意识形态；其实，2千多年前的原始儒家具有近似立宪君主制的思想；只是，它缺乏制度基础而已，如孔子便主张可以革命，换掉不仁不义的君主。若君主不像个君主，臣民也不必盲目忠于君主。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即国家），君为轻”的贵民思想。这种民为贵的思想是很了不起的超时代的卓见。儒家还具有道尊于势或理尊于势的坚持，及突出独立人格为民请命的殉道精神，如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舍身取义，或见利思义。
进而言之，儒家不仅仅口头说民贵民本，也强调同情心（恻隐之心）；人道主义精神；既重视人民的生产活动（使民有时），也强调要减轻人民生活负担（专用爱民）；与民同乐；社会救济，甚至是推己及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由近及远的爱心；反对侵略反战争；重视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及具有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的治理之道。以上可说皆具有普世的适用性。
约言之，儒家当然重德治多过法治（也有人认为是人治多过法治），可有法无德或唯政体论本身也是一种偏颇。没有德，再好的制度也会变质，如美式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