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所谓的第几代领导人，以及每个世代的基本特征来分析中国领导人的代际交接是观察中国政治体制变化的一个切入点。大量的中外论文，分别以比较几代领导人的政治思想，社会贡献等作为论述论题。
“代际”或者领导人“分代”首创于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的一篇谈话中，他谈到毛泽东作为中共的第一代以及他作为第二代，并分别指出每一代都需要有个“核心”作为领导的权威。1989年六四事件后，江泽民被选定为第三代的领导核心，并在同年6月23日至24日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中，接任中共总书记一职。这是自邓小平所奠定的领袖代际交替制的第一次轮替。
但是当江泽民移交权力给胡锦涛时，官方描述已经不再使用领导“核心”这个概念。而且当年胡锦涛以及现在的习近平也不用第四代或第五代在称呼他们所领导的中共中央。然而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共政治，依旧沿袭著代际的称呼，以方便他们比较不同世代的领导特点。
回顾当时邓小平提出“代际”区分领导人，主要的动机在于合理化他所设立的退休制及废除党政领袖的终身任命制。中共的干部以及领袖任期制继承的是苏共列宁式的终身任用制。中共建立政权的艰辛过程，是个物资相对贫乏的年代。党提供干部生计的终身保障，也是吸引战士加入革命事业的诱因。原来终身聘任制在苏共所暴露的问题：官僚体制臃肿，人才代谢停顿以及暮气沉沉的老人政体，还来不及在中共的执政经验中体现，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另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文革诸多的政治运动，被牵连的中央、省以及地方的干部，都在各式各样的批斗，受尽凌辱以及折磨。其中因为涉及到毛泽东继承人的问题，批斗刘少奇，林彪事件以及四人帮的祸害，所带来政治运动尤其惨烈。文革后，回到中央工作的老干部们，除了是劫后余生的庆幸，更多的是对于文革的反省。
发生在毛泽东晚年的诸多政治斗争以及政治运动的激化，都指向了一个制度上的缺失：领袖任期终身制的弊端。终身制形成了个人权利的极大化，权利交接时缺乏制度而引起的激烈权斗，新中国的共产党人的体会可谓沉痛。所以当邓小平重新回到权利核心，一方面重整党国秩序，延续经济现代化的建设之外，他更苦心积虑的规划退休制，并希望在他任内废除党政领袖终身任命制。他自己带头劝说老同志退居二线，让年轻干部出来主持工作，不单成功促使了中共领导班子的论替。他自己也贯彻了最高领导人在任内退休，为往后的领袖任期制立下了典范。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或许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推动退休制，引进新血，中共怎么可能继续执政呢？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权力对于人性的测试，以及任何在政治舞台上尝试到权利滋味的人，无不详尽办法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中国可是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袁世凯后来黄袍加身废共和称帝，可以说是最好的例子。另外，文革动荡十年后，老干部重回机关的领导位子，才要开始施展，享受领导的待遇，邓小平却已经要求他们准备退休。各级干部不是没有怨言及抵触的。也许因为文革的亲身体验太深刻，使得邓小平以及中共中央领袖在废除领袖终身制以及推动退休制时，皆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以崇高的道德使命感，促成了中共党内领袖以及干部的代际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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