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华社的先进人物中，有人主张华人应告别悲情。个人觉得有些纳闷，告别悲情的理据何在？10多年前，中国著名哲学家李泽厚与作家刘再复二人大谈告别革命，其理据在于，中国已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在这个宏观条件下，大谈告别革命，走向改良主义，自有其客观条件；可大马呢？这个国家有否走向更开明、进步、包容、公正？
若然，悲情自然会自动消散，也无必要特意提出；若否，出路何在？跨族群、跨宗教对话？这虽是正确的进路，可成果即便有，也是颇遥远，无助于解决眼前的困境。
以美国为例，早在1960年代，便已出现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政府甚至强制取消黑白隔离校制，动用巴士把学生转入黑白混合学校，是所谓的一体化路线。黑人算是在形式上主流化，进入了单一源流学校。黑人也没有自己的母语与文化或宗教，可说是全面美国化的美国人，可黑白在社会经济与心理方面一体化了吗？何以到了2015年的今天，黑人依然普遍上充满悲情、悲愤？甚至是仇警？根本原因何在？何以政治与法律上的形式平等，没能消除黑白隔阂？
族群得靠自我救济
回过头来看大马的印度裔，固然印度裔中有巨富如丹斯里阿南达克里斯南（Ananda Krishnan），也有不少的专业与中产人士，可绝大部分的印度裔，皆被视为第三等级公民或种族。看看印度学人或知识分子写的书或文章，便会发现边缘化群体、被忽略的群体、被压迫的群体等常见形容词。
自独立以来，整体上言，印度裔多投票给国大党（MIC）的候选人，可自称代表他们的国大党，为他们争取到了什么？何以他们的犯罪率、自杀率、入狱率、失业率偏高？难道全是他们个人或其族群的错？更可悲的是，尽管他们曾一度在2007年发动了大规模的化悲情为力量的兴权会，也或多或少促进了民族的力量，可之后，还是打回原形，继续被边缘化，可政府或其他族群，有没有为他们做了什么有意义的贡献？显见，靠跨族群的力量来救助一个族群，成效有限。一个族群的语言文化，还得靠自我救济，自求多福。
除非公共政策改走以公民取代族裔，以需要取代权贵；以人道主义与人权取代族裔与宗教身份；否则，单靠跨族群对话，效果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文化、语文、宗教方面，马来普罗大众已长期被输入了马来人、马来文与伊斯兰中心的执念的大马，其他语文与宗教想得到公平待遇的可能性是不高的。即便能实现，也非中短期内的事。在这样一种主客观条件下谈告别悲情（实为悲愤），未免有点想得太美。
私见以为，在这种主客观条件下的告别悲情，实与失败主义、认命主义没大差别。较实际的进路应是，精英们去搞他们的跨族群、跨宗教合作，而普罗大众则应本著联合国基本人权与公约，及人道主义的精神，在保有著悲情、忧患意识下，争取其合情合理合法的基本人权。没有了悲情，动力就会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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