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新学运产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
50年代是马来亚与新加坡学运兴起和发展的时期，也是英殖民政府实施紧急状态的重要时期。1945年日本投降撤离马来亚，英国卷土重来统治马来亚，并成立了英国军事政府。当时，由马来亚共产党（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因与英国合作抗日有功，使马共获得英殖民统治者允许以合法地位进行政治宣传和活动。然而，好景不长，马共因涉及1948年6月所发生的欧籍园丘经理被杀事件，导致英殖民政府提前采取强硬的手段对付马共。其时，马共已在紧密策划准备在9月对英殖民政府进行武装斗争。
二战以前，马来亚及新加坡已有本身的华文教育和学校，却因为战乱而致华校被迫停办，学生停学。这也导致战后出现许多超龄生的问题。二战以前，华校的师资多来自中国，这些教师或知识分子在中国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左右两派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因此来到马新授课时也影响了大部分的学生。许是马新乃是殖民地之故，因此反帝反殖的左翼思潮受到广泛的支持。以马共为首的左翼势力，也散布在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群体之中，如“各业华工抗敌后援会”（工抗）、“华侨学生界抗敌后援会”（学抗）、“农抗”（农民抗敌后援会）等等。
战后，英殖民政府陆续提出了马来亚联盟（Malayan Union）和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计划，但都遭到各族群左翼组织的反对，也使得要求独立自治的呼声日益高涨。虽然马共没有直接领导这个时期的反殖运动，但在其后不久所实施的紧急状态下，俨然成了当时反殖运动的主谋。然而，英殖民政府的真正用意，据柯嘉逊在其著作《爱国者与冒牌者：马来亚人民独立斗争的真相》的研究显示，乃是为了对付当时反殖的各族群左翼组织。
马新学运发生的时期，正值英殖民政府和马共进行战争的时期。当时紧急状态已经开始进入中期，英殖民政府的剿共政策取得良好的效果，成功将马共迫离马来亚半岛，选择在泰南重新建立根据地。英殖民政府为铲除尚遗留下来的共产分子（民运/地下成员等）及其思想意识，开始转而对付华文教育。实际上，英殖民于20年代开始就插手华教事务以杜绝左翼思潮的传播。然而，当时的干预力度仍不足以压制华校的发展。战后进入50年代，政府于1950年开始出炉了一系列的教育报告书，包括了企图英化华校的1950年《荷格教育报告书》（Holgate Report）；主张以官方语言（英文、马来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学校以取代其他语文源流学校的1951年《巴恩报告书》（Barnes Report）和《1952年教育法令》；尝试在非英校开设英文班，企图取代华文班以让华校变质的《1954年教育白皮书》；埋下单元化教育政策的1956年《拉萨报告书》（Razak Reports）等等。
“11·14学潮”席卷半岛
在马来亚，尤其是1955年以后，因当局建议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或成为独立中学以及之后的限制超龄生求学等等，促成了后来1957年11月14日及其后席卷全马半岛华校中学生反对学校改制和反对当局镇压及逮捕学生的学生运动（或称“11·14学潮”）。在新加坡，英政府于1951年修改华校中学制度，将华文中学非为两段（初中一至初中三；高中一至高中三），并于初中三结束时举行会考，此举导致了1951年大罢考事件，此后，又有1954年的反《国民服役法》（五一三事件）、反《学校注册（修正）条例》等等，促使新加坡的华校学生发起学生运动，也影响了马来亚半岛的学运。在50年代社会与政治纷乱，两地学运此起彼落之际，象征华教最高学府的南洋大学于1955年在新加坡创立了。
二，50年代马新两地学运的发展概况
在马新，50年代发生的学生运动，主要和当时英国政府有意改制或消灭华校相关。这是英殖民政府为彻底铲除共产主义的威胁，认为华校是培育共产主义的温床，遂将矛头转向当时的华文教育。于是，就有了上文提及的各种教育报告和政策。
50年代马来亚的学运始于1955年，当时，有关当局正著手检讨《1952年教育法令》和《1954年教育白皮书》之际，槟城钟灵中学的学生听闻学校将要接受政府津贴而进行改制，基于担心改制将会令学校丧失主权，于是便采取抗议行动向校方提呈备忘录。其结果是，涉及此事的11名学生（其中7名为钟灵中学的学生）于1955年8月12日凌晨遭到当局逮捕，指摘他们涉及“颠覆活动”。此后，学生反对接受津贴的事件仍慢慢地、持续的延烧至1956年11月23日（“11·23学潮”）。锺中学生举行抗议大会，要求时任校长汪永年及董事会向社会公开接受津贴的经过与内容，并要求校长等人辞职。此抗议行动最后在当局派遣镇暴队的镇压和驱散下结束。
然而此事并未完结，1957年1月开学后，有关当局宣布开除锺中的68名学生，导致锺中学生于4月2至3日发动罢课，要求锺中停止接受津贴，以及无条件恢复68名学生的学籍。此事件又导致13名学生遭到开除。钟灵中学所打开的缺口，于1957年年底也发生在芙蓉振华中学和昔加末华侨中学。1957年11月14日，槟城的韩江中学、中华中学、钟灵中学、槟华女中发动上街游行，反对改制、为超龄生求情，以及反对读华文考英文的不合理教育政策。这场抗议游行也蔓延至全马各城镇的中学，全国华校的学生持续进行了半个多月的罢课行动，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华校学潮。
回到新加坡，50年代的新加坡学运，最早始于华侨中学生抗议有关当局于1950年5月30日逮捕华侨中学的师生，指摘他们收有马共和中共的文献。1951年，英政府修改华校中学的制度，将华校中学分为两段（初中一至初中三；高中一至高中三），同时也在初中三结束时举行会考。华社普遍反对此项修改，认为初中三的会考无实际意义，反而会导致许多学生无法完成学业。在无计可施之下，大批华校生发起罢考行动。后来，虽然当局允许让罢考学生重考，但却规定学生须及格才能升级进入高中，同时也限定了学生的就学年龄，趁机剔除了与当局作对的罢考生和超龄生。
强制学生参加服役
新加坡学运发展史当中，1954年5月13日的反《国民服役法》（五一三事件）乃是至为关键，最具规模的一场华校中学生运动。1954年3月，英殖民政府通过了《国民服役法》，规定18岁-20岁的青年须参加国民服役，并须于5月13日截止前登记。英殖民政府此举实为应对马共的武装斗争及尚存在马新一带的地下组织。由于被列明须参与国民服役的年龄范围内多为超龄中学生，华校生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提出求学时期免服役的请求。当局执意要学生先行登记再申请免服役，虽然说登记的适龄者不一定会被招募当兵，但学生担心这样做法并无保证可获得免服役。
鉴此，中正、华中、育英、公教（皆男校）联合南洋、中华、南侨、南华及圣尼格拉（皆女校。圣尼格拉后来才加入）共同发起了和平请愿，以支援于5月13日获新加坡代理总督接见的中正和华中学生代表提呈“免役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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