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优惠政策，是学术与政策界里，富有持久争议的课题。在不同国家，其称呼不同，如正向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等，而最常用的名词则是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它其源于1965年，美国时任总统约翰逊（Lyndon Johnson）所发出的11246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其背景则是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开始时，特别照顾的对象是土著印第安人与黑人，后延伸至女性、拉丁美洲裔、亚洲裔等。成了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的组成部份。
惟在1996年时，美国加洲通过了民权动议，禁止利用种族、族群、或性别等标准；歧视或优待任何个人或团体。也就是，正式取消了这个肯定性或赞助性的特别照顾政策，其后，也有很多洲跟进。这政策的争议性由此可见。
历史地看，族群优惠政策由来已久，如在1913年，英人便在马来亚出台了马来人保留地政策；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Lenin）在苏联取得政权后，也曾出台了各类族群性政策，如承认他们享有民族自决，加入或退出苏维埃（Soviet）的自主权等。中共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个马列民族政策，建立民族自治区、自治县、自治乡等，也给与少数族群一些优惠，如高考加分，自治区的行政首脑为本族人等。
群体优惠制的理据
在印度，1950年代开始，也为一些处于不利处境的群体，如列表的种姓与部落（Scheduled Castesand Tribes），在公职或公立大学中，保留一定名额。
在大马，1957年联邦宪法，也有提及要为马来人在公职，经商许可证、高教奖学金、商展等方面，为马来人提供特殊照顾；只是，其范围也仅限于上述范围，且按我国知名宪法专家ShadSaleemFaruqi的说法，它应只适用于公共部门，而不及于民间部门。实则，印度的实践便是仅限于公共部门，而不及于非公共部门，在大马，由于政治现实与势力对比悬殊的原因，其适用范围，可说遍及整个公共与私人部门。
至于族群或群体优惠制的理据，大体上多从补偿性公正（Compensatory Justice）的角度出发，认为由于历史的因素，某些群体处于不利或受歧视的地位与处境，故必须给予特别扶持。一方面是补偿过去的不公，他方面是把竞赛场地整平（Level Playing Field），以示公平。于此，更引发了机会的平等对结果的平等，或公民个体本位的平等，对团体或族群本位的平等的争论。
通常，支持方会倾向结果的平等与族群∕群体的平等，而反方会倾向机会的平等或公民个体本位的平等。
在大马，整体上是倾向相对的结果与整体的平等，例如30%的股权。只是，在实际的过程中，由于族群与扶持政策挂钩，会使受益群体偏向，著重族群认同与身份，而淡化公民认同与身份，这是人性使然。
据此，从国族建构的角度看，著重公民个体本位与机会的平等（如给以尽可能平等的受教育，培训机会，使其有一技在身，而非股权分配），较有助于突出公民认同与强化国族意识。福利国便是走这种公民个体本位，与机会平等的路线。如在大马，马来人与土著占总人口的68%（2011年），且有较多人数处于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也将是最大的受益群体。易言之，虽是根据公民个体的社会权利（SocialRights），却得到最大的群体好处，可说最佳选择。一方面是，可杜绝特权集团垄断好处，他方面可收编最大多数的贫困人士，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它也具有轮番性，即不同的群体，可一批批的受到扶持。
最后，也要考虑到，扶持的预期目标，是满足贫困层的基本需要（Needs ∕ Keperluan），而非无穷的欲望（Wants ∕ Kemahuan），这个区别是必须加以突出；毕竟，人欲无穷，而资源有限，也因此，扶持政策应把重点，放在培育受助者的能力培养上（Capability Building），更要著重生产性的创造就业与财富，这样社会整体才会兴隆发达起来，国家也更有可持续的能力，来永续地扶持不同批次的贫困者，而非同一批次，非生产性、寄生性的少数特权集团。约言之，重点在于生产性的生生不息的就业与财富创造，而非静态的，非生产性的分配。
其实，从国民团结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著重公民个体需要，而非世袭性群体欲望的扶弱济贫思路，才是可长可久与合乎人类自然公正感的肯定性行动。族群本位的扶弱政策，只能限于处于绝对不利与绝对少数的弱势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