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因本身特有的历史经验，在政治和宗教的关系上，大体上还是保持两者之间属各自分开、独立的状态，即所谓政教分离。实际上分离的不仅政治，还包括宗教和经济、教育、法律、学术、艺术、医疗等。无论如何，分离并非表示完全否定、抗拒、隔绝宗教，而是在独立于宗教建制的基础上，仍可参照乃至接纳各种宗教元素。
换言之，在现代西方社会，政治（或其他社会制度）和宗教的关系大体上是平行、平等的，不存在谁优先于谁，或谁应统领谁。不过，两者之上的确有所谓基于“普世伦理”所定义、引导、支撑的某种主流“社会价值观”系统所左右。一般上此价值观系统会影响法律的制定，而法律则又具体规范了政治和宗教（以及其他社会制度）的运作方式。
虽说任何价值观难免都有受过宗教影响的痕迹，毕竟宗教曾经长久几乎全面性地覆盖和统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入其文化骨髓。然而，今天西方社会的主要价值系统和其所衍生的法律，基本上是脱离或超越于任何宗教建制的，也即所谓“世俗”或说“人文”的。
质言之，如此脱离和超越，诚是西方“现代化”非常关键的层面或阶段之一，即世俗化就是现代化的一基本面。
随著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政经文教势力的膨胀，不论属于自愿效仿或被外力强植，西方的现代化也成为世界各地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楷模、圭臬，甚至目标。然而，非西方社会本质上毕竟不是西方社会，其中大部份并没经历过类似西方历史中的文艺复兴、宗教战争、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大事件”。而这些大事件实际上与多元主义、自由主义、世俗主义等的诞生息息相关。
于是乎，现代化在非西方社会即经常遭遇某种障碍或挑战，某些就光沦于形式上、枝节上的现代化而已。尤其在政治和宗教关系上，不少非西方社会还在摸索、试验，乃至摇摆不定。如说政教分离或政教独立在西方社会已是共识，部份非西方社会也适应良好（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但不少非西方社会却适应不良，不仅无法清楚分离，甚至还试图重返政教合一。
重返政教合一？
对于那些汲汲于政教合一的非西方人来说，宗教本应优先于政治，乃至所有社会制度。是以，宗教建制必须壮大起来，主导各领域的话语权乃至决策权，而非仅沦为社会结构的区区一域或一环而已。易言之，与西方的世俗社会价值观不同，其人拥抱、提倡的无疑就是宗教的社会价值观，而普世伦理也是无意义的，所以也就无须“人造”的法律，“神”的法律即属最正当的法律。
宗教优先，掌控其他社会建制，对西方社会而言乃中世纪时代的事，因而重返政教合一，尤其宗教统领一切，其实就是逆现代化。只不过对于某些非西方人而言，现代化可以是多版本的，乃至所谓现代化，尤其世俗化（包括自由、人权、多元等）本质上不过是西方本位的“观念殖民”，理应严拒、摒弃之。
质言之，西方引领的现代化不是没有问题，今天越来越失控的环境，乃至经济危机就是明证。但面对危机就全盘投向“宗教主导模式”，恐怕更多是出于信仰心理和思维惯性，非客观理性探讨的结果，这恐怕不是没有代价的，乃至最终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惟对于宗教极端份子来说，理性正是人类的原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