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虽说是个多元民族、宗教与语文的国家，可一贯以来中央政府的文化、宗教、语文方面，均是走一尊多元的路线。有多元之实却在公共政策层面走单元主义路线。这就为非马来／穆斯林的文化、宗教与语文发展设下了人为的不必要路障。
就华教、泰米尔及其他少数土著民族语文教育言，均得付出莫大的代价才可能得到存续与发展。这其实也限制了大马的整体潜能的发挥。可迄今，这个一尊多元的路线依然一如往昔地一条道路走到黑，以教育为例，迄今政府依然强调，要让国民学校成为首选，在策略上则是用国民学校包围民族语文学校，也就是建可能多的国民学校，以便各族就近入学。与此同时，有计划地不建或少建民族语文学校，让家长与学生感到不便而选择国民学校。
问题是，国民学校一般素质欠佳以至有能力的中产或上层均选择其他类型的学校，如付费的私立学校，甚至是昂贵的国际学校。近年来，这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
就民族语文学校言，自1970年代政府逐步关闭英校以来，华小人数也随著英校的递减而递增。估计今日有九成以上的华族是选择把孩子送入华人──即便学校离住家颇远，华人每班人数也暴涨。这突显出国民学校包围民族语言学校的策略并不成功，至少就华小言是如此。
何以有更多的父母宁愿选择不便的华小也不把子女送入便的国小？原因当然是多重的，诸如老师的使命感，学校纪律差，或有些人认为马来语文的价值不够高，担心孩子伊斯兰化等。更重要的因素应是华文华语有价，这是很现实的。
若英校存在，许多家长也会因功利（出路）的考虑而把孩子送入英校。1960年代英校学生数增长速度超过其他语文便是一例。人总是有现实的一面。当然有些人会从维系与发扬本族语文的角度，选择把孩子送入本族民族语文学校，如华校中的独立中学。这类热受母语与本族文化传统的人是可敬的。
国民学校提供12年的义务教育，可不少华族则宁愿付费把孩子送入负担不小的独中，确是不简单。特别是在1960年代改制中学风波中，依然坚持母语教育，显然是从非功利的民族尊严与自豪感出发。
与此同时，华社中也有不少热爱母语教育者不惜出钱出力支持华教；其中敢挺身而出领导华教风雨兼程，坚定不移的走下去，更是令人起敬。若非这些华教斗士坚持不懈，以及华社中有足够的热心人士做为支撑，大马华教恐怕也难有今天的规模与成就。
华教不仅为华族，也为非华族提供了多一个选择，如非华族在华小的占比日渐提高，在2020年时已占到约51万学生中的约8万，考虑及多数华小是校地不属于政府的半津贴学校（即政府只负责教职员薪酬，而不负责发展开支），可以说华社不仅得为义务教育提供华族子弟额外开支，也为非华族提供额外开支。
按常理，政府应向华社道谢才是，可中央政府却一贯地反而有意让华校逐步消失（最终目标）。这究竟是什么心理？
表面理由是，只有把各族学生挤进同一源流学校，用同一种语文授课，才可能实现国民团结。这种思路早在1951年英殖民时期便存在，可实际上不那么单纯。
1950年代英殖民政府要民族语文退出历史舞台的理由是，要培养学生的马来亚观或意识，可真正的目的是要切断反殖民帝国主义的传播链。因为在1940-50年代，华族中有许多人是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更激进的左翼份子还要把英殖民政府赶出马来亚和充公他们大企业的资产。
这些左翼运动明显危及英殖民政府的现实利益。同理，较少数的马来左翼也同样被英殖民政府打压逮捕，英殖民政府也希望华校生转入英校，因为他们认为英校生较可能亲英反共。它其实含有分化华社而治之的动机。
当时的最高专员葛尼（Gurney）便认为，华族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本地出生的英校生，他们较忠于本地而非中国，第二类是父辈是移民本人土生是英校生也会忠于本土；第三类，父辈是移民本人土生，没受过英文教育，可能倾向国民党；第四类父辈是移民，本人土生，却是劳动阶层或农民，许多左翼人士来自这个劳工阶层；第五类，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也倾向左翼运动。
葛尼认为第一与第二类土生英校生较可能反共与支持英殖民政府，也有意从这一类中挑出适合人选组成马来华人党（Malayan Chinese Party）。第四类与第五类非英校生则是潜在或现实的反英份子。（转引自张祖兴著《英国对马来亚政策的演变》一书）。后来的演变则大体上就是左翼坐监牢，右翼当官，华校生斗争，英校生收割成果。
从英殖民政府手中接管马来亚政权的右翼世俗保守主义者，如马来右翼保守民族主义执政精英也继承了这个思路，要废除华校走英校与马来校的路线。表面理由也是为了国民团结。
可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自1955年底华玲会谈失败后，马共大势已去，陷入低潮，而且马来亚也迈向独立。按理说，反殖民与反帝国主义与华教的关系也已淡化，没必要为切断左翼思想而取消华教。
独立后，华教的压力反而是来自马来语文民族主义者。1950-70年代，可说是马来语文民族主义的高涨期，他们极力主张用单一马来语做为唯一的官方用语与教学媒介语，可同时又强调马来族的特殊地位。
1980年代始，伊斯兰也强势崛起，使传统马来族对非马来族的二分法中，又增加了一个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二分法。这些二分法又表现于公共政策中，这才是国民团结的真障碍；可执政精英就是睁著眼睛说瞎话，硬说多源流学校是致成国民分裂的主因。难道单源流化后，马来族对马来族或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二分法就会消失？
其实，取决于思路与政策多源流教育是可以提升大马的活力与竞争力，其与团结不团结没有必然的关系。君不见瑞士便是个多官方语文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富裕、和平、稳定的国家之一。瑞士能大马何以不能？
执政精英不能平等对待各源流学校只会造成综合国力下降，因为人不能尽其才，而且不必要地造成内耗。连联合国都通过多项维护母语教育的公约与宣言，难道这些执政精英的主张比联合国更合理？
母语不仅是最有效的学习工具，也是维护文化多样性与提高一国活力的资源。在日趋伊斯兰化的大马，文化多样性还是一股保住温和中道的力量，马来族是用马来语来学习伊斯兰，难道就削弱了马来族对伊斯兰的认同？
进而言之，同一个讲马来语的马来族何以四分五裂？显见，强调单一源流教育是一种形式主义，它忽略了学习的内容与精神。内容与精神才是关键，如己所不为 勿施于人的恕道；同理心；推己及人的共感心；双向思维，互惠共赢的思路，同舟共济而非同舟共挤的族群输赢心理。如果还是从资源竞争的族群输赢论看待多源流学校，国家将难以向上升级，进而埋下向下沉沦的祸根。
大马的执政精英看不到一个物以类聚的规律，也就是人才不怕多，而怕少。人才越多的地方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技术、讯息聚合在一起，进而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而不是更少），如新加坡，美国加州的矽谷。反之，人才越少的地方，人才会进一步流失到人才多的地方去，这也是大马产业升级失败的主因之一。
如果一味认为某一族人才多了会损及其机会，那么大家就只能争夺一个更小块的固定蛋糕，而不是扩大的蛋糕，不愿承认统考就是这种零和博奕思路的作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