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因行动党的部长说马来西亚华人的祖先是外劳又起争执。
外劳可说是外籍劳工的缩写，而意思可以很广。如果不是自营业者（也就是老板），而是受薪阶级者的外籍人士，基本上都可说是外劳。因此不论是出卖体力的（例如在矿场中开矿的人），或者是出卖脑力为主的（例如在矿场办公室里算账的人和老师），只要不是当地国籍的人，都可说是外劳。所以这许许多多来到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工作，没有当地国籍的华人（独立前没取得英籍民，而是拿著中华民国护照），都可视为是外劳。
华人到海外工作并非是头一遭。翻开明清史，可发现许许多多的华人到东南亚工作。由于明清时期（特别是十八世纪）的经济蓬勃发展，对于东南亚生产的食材、药材、植物、金属等需求量大，因此吸引许多人投入这场贸易中。例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国栋就曾指出，当时中国商人为了收购海参，而不惜跑到偏远的小鱼港收购，可见当时市场需求之高，以及华人因商机而非常努力。
双重身份可相容
在这些贸易中，华人不但充当商人，很多时候也充当工人。开采这些商品促成一些地方加强奴隶制以供应更多劳动力投入生产，但劳动力缺口仍无法补上。因此许多华人南来从事这些商品的生产。婆罗洲的金矿、苏门答腊邦加岛的锡矿、爪哇和吉兰丹的甘蔗园、廖内群岛的甘蜜胡椒园等等，都可以见到这些华人劳工的身影。这些并非罕有的海外华人史或中国史或东南亚史的知识，而是如果有阅读相关书籍的人就会知道的讯息。
这些华人移民人数非常多。1825年时，廖内群岛估计有1万3000名华人居民。1740年爪哇发生红溪惨案时，当时估计被杀的华人人数高达万人。十七世纪在吕宋岛屡次发生华人被屠杀，每次死亡人数都高达万人以上。以上数据都显示了当时有不少华人来到东南亚经商或工作。
同时这些地点也告诉我们，这些地方是当时的商贸交易集中地或者是重要商品的生产地。他们当时都不被视为是当地居民，也非当地政权的人民，因此视这些华人为外劳并无不可。
一些人认为华人是开垦者建国者等，而不是外劳，但是这却违背了身份多元性的社会概念。一个人具有很多身份，例如一个中年男人他可以同时是父亲、丈夫、儿子、侄儿、叔伯，也可以同时是同事、下属、上司、公务员等等。因此，华人可以是劳工，也可以是开垦者/建国者等等，这些身份并不互相冲突，反而是一个人真正所拥有的样子。
历史不只一种样貌
许多人在谈论马来西亚史/东南亚史或海外华人时，往往不考虑任何人事物会随著时间而有所变化（这也是历史这门学问的根基），而绝非固定不变。可是许多人在高调谈论时，却以为只有一种样貌，甚至说出了会馆就是以照顾同乡为主的非营利团体，而忘记了会馆早前所隐含的经济功能，例如许多会馆的前身就是公司，而这些公司其实是十九世纪时商贸网络中的一部分。
所以这次马华和行动党之间的口水战很无谓之馀，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马来西亚华社对历史知识的贫乏。一些马来西亚华人认为马来西亚史很短很简单，因此认为不必多去认识，而忽略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实际上有好几千年，近现代史的脉络也非常复杂。会有如此误会固然与国家教育政策有关，但不愿面对自己的过去也是个原因。
此外，在忽略马来西亚史之馀而认为要多看历史悠久的中国史等等，但是许多人对于中国史的认识也是多有偏差，例如把中国视为单元就是一大问题（实际上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与元素）。对历史的认识贫乏却不愿学习，甚至认为这些知识无用，可是另一厢却拿错误的历史来说嘴，结果常常发生令人咋舌的事情。
这次事件因为涉及政治人物而变成大事，但也反映华社对于历史知识的无知、轻视与不愿学习，可是却也爱说历史。望此事能成为反面教材，让华社各方从中学到一些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