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多年来，有关中国的各类文章书籍如潮水般涌现。各种倾向性评论也层出不穷。最新出台的则是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提出锐实力（Sharp Power）指的是，中国用其综合实力渗透各国，而知名周刊《经济学人》也专题报导了中国的锐实力，还有各期有关会否发生大国战争的专题报导。
同样耐人寻味深思的是，德国外交部长也对中国崛起中的国际影响力提出警告，甚而把这个课题放在民主对独裁的二元对立层次来评论，更呼吁西方发达国家应加强对西非国家的影响力，以抑制中国影响力的扩散。此外，印度现任总理莫迪也在2018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中提及印度要赶超中国。
对许多西方政经界与民主运动人士言，印度若能赶超中国将是抑止中国模式与中国影响力扩散的重要因素。毕竟，只有客观事实才能说服人坚持对西式选举民主的信念。
民主为国富之果
在政治经济学界，长期存在一个理论，认为西式选举民主是国富民强的不二法门，其证据就是，当代发达富裕国（除了汽油盛产国外）均是发达的先进自由民主国，也就是两者间有正比例关系；也有人认为，西式民主应在前面加个形容词“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型民主）才是道地西式民主。
从客观上看，的确排在世界前30多名的先进富裕国，均是实践自由主义型民主国家；只是为何会如此，则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一种看法是，这些发达国家起步早（除了日本、韩国少数例外），工业化也进行了几百年，且主要国家不是地大物博（如美国），便是有许多殖民地，使得他们可以把内部矛盾转移出去，更可以借殖民地提供的廉价原料与市场规模扩大其产业规模。易言之，其国内富裕是以牺牲殖民地的利益为代价的。
至于普选制也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有，这也与第一次大战大众为国牺牲有关。约言之，他们的民主是工业化之后的成果而非其因。20世纪初期，许多中国知识份子提倡科学与民主，便是从功利角度看待民主，认为这是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而不知这实为果，也不尽然是因。
说起来，要在那个年代搞清楚民主与富强的因果关系，确也要求太高。若选举民主与富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自然会削减了民主的号召力。
西式选举民主与富强有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不同立场的人可以找出不同理据，只是就现阶段的中国复兴事例来看，至少中国是个例外，或者让东亚国家是个例外。因为1860年代最早搞现代化的日本、二次战后崛起的台湾、韩国、新加坡，甚至是有自由没民主的香港，均证明民主与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正相关系。
摸索国富民强之路
这里的另一个问题是，何以许多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虽无民主，也发达不起来？如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实例。这提问带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即便威权体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助于经济发展（如19世纪的德国与日本），也只是个必要的阶段性条例而非充份的条件。
充份的条件是，国家领导精英与普罗要有富国强民的使命感，把富强放在第一位而为其不忘初衷地奋斗。与此同时，也要有适合当时发展阶段的适时适用政策与外部环境，如18世纪的日本、德国、二次战后的台韩新的发展战略与教育培训制度。若否，空有使命也是徒然，如1950-60年代毛泽东时期的中国，追求大跃进的后果是大跃退。
中国自1978年搞改革开放以来，也经历了不少的试错纠正，如1980年代后期的价格双轨制、通货膨胀、倒爷腐败现象等，进而致成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这事件也与苏联总书记戈巴乔夫搞的开放有关），惟中国最终还是摸出一条实务可行的中国特色道路，这个道路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南非可完全复制的。
比方说，中国特色的一党专政、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型任期制、上下互动的治理模式、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结合模式、民本思想，自1840年代鸦片战争以来的国富民强的富强思想、比较优势的发展路线、时机得宜的国际环境、勇于学习与敢于尝试的开放与放开等。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即便要走中国道路，恐怕也不易。在中国，土地国有化与政权统一下的政策连贯性更是他国难模仿的特别国情。
西方五十步笑百步
有道是“政贵有恒”中国因为有长远宏大目标与政策（如坚持改革开放）,即便换了领导层，基本国策也会得到延续而不会人走策亡，更因为领导层是集体的，而非人领导，出错（大错）的机率也相对减少。我想这才是中国能令西方刮目相看的主因，就现阶段言，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就锐实力言，其实这是五十步笑百步，二战以来，西方便不断用其既有实力渗透他国，美国甚至会发动战争来实现其目的。西方人这种允许他们有影响力而不允许他人有影响力行径，只能说是妄自尊大，是种一元论的霸权主义心态的表现，是一种垄断行径。他们那一套叫做软实力，别人的则被称为刺人割伤人的锐实力，恰恰反映了中国的崛起是令人感觉得到的真实崛起。
印度若能崛起，也将会发挥其软硬实力，故关键在东道国本身要懂得如何应对，以谋求本国利益。毕竟中国本身也得应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