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位于中国北京的廉价公寓里，发生了一场致命大火，19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当中有8名是小孩。住在那一带的，都是来自中国其他省份的外来打工者，他们为了工作，来到北京，住在环境恶劣的出租屋或工厂提供的宿舍，再艰难的生活也忍下来，只是没有想到，他们最终会赔上自己的命。
在火灾发生的时候，他们尝试逃生，但是密闭的空间，让人无处可逃，他们在浓烟中挣扎，咽下生命里最后的一口气。这场惨烈的火灾，没有促使政府部门改善外来工的生活处境，反倒是以“安全隐患”为由，展开连串清理人口的行动，把大批的底层工人赶离他们生活的地方。这场针对所谓“低端人口”的官方行动，自大火烧开以来，至今仍然雷厉风行地进行著，行动充分体现出中国式效率是如何惊人。
以驱离“回馈”劳动者
“低端人口”代表著低收入、低学历，从事低技术工作的群体，这个歧视性的用语充满争议，中国国务院后来也要出面否认这是官方用语，只是，在街道上却可以发现“清理低端人口”的标语，毫无掩饰地飘荡，而更重要的是，官方的实际行动比用语来得更为伤人。
在一个月内，北京城赶走了十万人，民工居住的地方被断水断电，官方以极端的方式进行逼迁。在零下负四度的天气下，民工无家可归，半生劳动，建设起繁华首都，在无预警的情况下，毫不留情地被赶走。连带的民工子弟学校，也被神手推毁，这就是政府“回馈”劳动者的方式。
这些都市的贫民窟，与其说是安全隐患，更确切的是，它的存在是一再提醒政府不愿正视的贫穷问题。驱赶低端人口，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每逢大型活动或重要日子，大城市的边缘人口都会被逼赶走，像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大量的民工、无业者、流浪者、寻求公义的上访者，他们都被硬著赶离北京。
人赶走了，问题就不存在了吗？当然不，但当权者似乎都偏爱这种眼不见为净的处事方式。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她的博客里提及，数年前，在一场“中国─东盟城市交流与合作”研讨会里，马来西亚的官方代表便高度评价中国的地方市容，在会上，他通过翻译向中国的官员请教，如何能保持城市如此干净，为什么中国的城市能没有贫民窟。
当时，中国官员自豪地回答，不能让农村的人口进城镇定居，他们只能到城市里打工，但不能和城市人享有同样的福利，因为政府不希望出现像巴西、印度等国的“贫民窟”现象。
官员深信，打击低端人口，驱赶他们离开城市，贫民窟便不再出现。马来西亚虽没有如中国的户口制度，没有限制不同乡村的人口到城市定居、工作和接受教育，但大马社会日渐两极的贫富差距、政府逼原住民离开森林，在他们的土地上发展水坝、又逼农民和村民离开他们的土地以进行发展计划，这类的驱离行动，与中国式的扫除行动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分别。
互相依存的关系
政府不愿面对城市贫穷的问题，只想到如何以最快的效率，把他们赶走，这样的城市治理思维和管理手段，不管是落实在寒流中的北京，还是长年炎热的马来西亚，同样地不人道。这类的行动只是针对低收入的边缘群体吗？行动以后的城市，真的比以前更加的光鲜亮丽了吗？
在北京政府进行大规模驱赶低端人口的行动后，大批原本居住在城市的外来工人大批撤离，当地的地方经济随即频临崩溃，没有人租房子、没有人消费，村子空了，那些外来工社区失去了原有的活力。
政府忘记了，他们口中的低端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他们以为外来工人破坏了市容，却忘记了一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正是由这些“低端人口”支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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