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稳定的，现代化则是不稳定的”是发展政治学里常被引用的名句。那什么是现代性？顾名思义，当然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状态，如发达成熟的工业化民主国家。
从政治的角度看，由于迄今学术界依然是以西方为主流，西方的标准自然成了全球标准。据此，有没实践选举民主，特别是自由主义型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与自由市场便成了现代性的标志。
只是深层地看，在主流媒体与学术界，所谓民主，主要指狭义的选举，只要有实践选举，便可称为选举型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国家。如当前世界有约120多个国家，因有举行选举便被包括入民主国家行列；只是，其中也有不同等级的分类，如完整民主、伪民主、半民主、有缺陷的民主、自由主义型民主、非自由生产型民主等。
选举只是一种手段
经济学人智库甚至把在经济上进入世界人均收入全球排名第13，比日本的第34还高的新加坡，归类为非民主的混合政权，大马则是有缺陷的民主，排名高于新加坡。
与此同时，日本则是排名第20的完整民主国家。只是对日本政治有研究者均知道，日本是个政官商勾结严重的金钱政治国，日本人一般也对政治兴趣缺缺，以至投票率只有20％之低。若从良好治理的角度看，高效廉洁的新加坡应是比日本更具现代性的国家。
进而言之，选举本身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把手段当作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显然也是一种偏见；只是，自冷战以来，选举民主已成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战与宣传战的主要工具，它的地位已升到只可批评，不可否定的神圣地位。
在这种政治正确的压力下，有“异”见者也只好保持沉默，以免被视为政治不正确，而被学界与主流媒体排挤。显见这是个立场先于真理或意识形态先于科学的人为现象。
按照这个既定的政治正确标准，一些国家如中国即便能在2020实现全面小康或是2049年实现全面现代化，也不会被当作已全面现代化的国家。除非另一个多元现代性的标准（Multiple Modernity），如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负责任的政府而非选举为界定现代性的标准。近10年来，随著中国的和平崛起，多元现代性也成了一个颇热门的课题。
过去500多年来，西方的崛起，使其意识形态成了全球标准，即便是批评西方的后殖民主义（Post Colonialism），如东方学（Orientalism）虽也批评西方文化霸权，可也不敢否定西方的既定标准，顶多只是说，西方文化霸权以高人一等的态度贬低非西方文明。
可多元现代性的论者则不同，他们认为，西方的文化霸权硬实力或软实力，是种霸权即真理的长期洗脑造成的成果。西方的那一套政治经济体制，并非普世标准，也并非普世适用。
有趣的是，知名的已故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1990年代，便已提出西方特异论，也就是西方那一套只适用于西方的提法。较后，他还进一步写了本富有争议的《文明的冲突》一书，认为西方文明不但不是普世标准，还说随著西方经济、军事与人口的相对衰退，其文明还可能受到来自非西方的挑战！特别是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挑战。从这个提法可以看出，至少他本人是反攻为守，不但不积极于推广西方文明，还担心西方文明会被进一步削弱。
这确是一个重大的态度转变，显示出西方已有人不再那么妄自尊大，也不那么咄咄逼人地把其文明标准如选举民主，强施于非西方世界。至于这是福是祸，或是进步抑或是倒退，则见仁见智。实事求是地看，从经济与人口的力量与规模对比来看，西方的确是相对衰落了，其人口的减退，很可能进一步削弱西方的综合实力与优势。
从现实来看，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打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或多或少也突显了西方那一套未必真的是“西方不败”，而是有其脆弱性的。其中一个原因也可能是物极必反，如西方价值观一味突出个人权利，以至于忽略了个人义务。从只讲权利而避谈义务、社会责任的结果，终将危及其社会的可持续性。高龄少子化与高福利导致的财政危机便是一例。
有者谈起东方化
记得19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西方曾出现自鸣得意的胜利欢欣，有人甚至说，西式民主政体与自由市场已是“历史的终点”，不必再费心力去搞其他体制；只是，连提出这个历史终结论的福山（Fukuyama）近年也对西式民主的优越性起了动摇；其中，在西方国家崛起的民粹型国族主义、美式两党恶斗、社会贫富两极化与分裂深刻化、排外情结的上升、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媒体过于意识形态化等，均是使人从妄自尊大中醒来的触因，而中国、印度等国的崛起，甚至促使一些人谈起东方化（Easternization）的课题。
当然，西方是否真的会持续衰落，或是中国与印度的崛起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尚有待观察。只是，西方那一套恐再难独霸思想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