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与政治人物，公务员、公职人员，以及远近国家的外交官会面时，似乎都有一种熟悉和重复的模式。谈话的第一部分将集中在马来西亚的问题或应该改善的问题，第二部分则会讨论什么是可以而且应该做的，最后一部分将是关于马来西亚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度。
每一部分的时间长短，将取决于对话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第一部分，可能是关于政府的辉煌事迹或其对国家的破坏。因此，第二部分是如何进一步扩展辉煌的工作或如何扭转这种破坏。第三部分则是人们往往对前景表达出乐观（不管是因为政府还是相反的情况，马来西亚依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度）。
在这些对话结束后，我更加相信，大多数人首先从本身立场来计算适合他们和他们未来的最佳选择，然后才建立他们的信仰（或至少是他们的修辞）来配合其战略目标。
当某人创建这种心理基础后，理性上而言，要改变其思维是很难的。也许通过金钱的诱惑、加盟敌对党以获得重要党职或者抹黑的信函，才可能出现改变：突然间你会发现他们之前对国家情况的“理性”分析已经改变了。
每当这样情况发生时，政客就会非常兴奋，引用各种论据，以合理化对他们有利的，但抨击一切不利的。也许我是过分愤世嫉俗，看过太多的政治闹剧，但肯定的是随著第14届大选到来（无论是由首相建议国家元首解散，还是任期届满而解散），这样的情况将越来越极端（不管是观之充满娱乐感或令人极度沮丧的）。
政治的取向
我们当然不是唯一因政治两极分化，而陷入短视和瘫痪的国家，我也在其他国家看到同样的事情，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的取向，往往是意味著必须激烈的，有时甚至带有憎恨的意味，来捍卫本身立场，以区分不同意见者。许多中间阶层为避免卷入这样的漩涡，而保持沉静。但至少在美国（至少到最近），这样的分歧依然植根于公共政策中：不管是医疗保健、堕胎或枪支管制。
在马来西亚，这种分歧依然只集中在个人身上。只有一小部份的朝野支持者能够告诉我，其所支持政党的经济远景如何与对手不同。对于如何改善国家机构的运作，他们能提供的最好说词就是“如果我们掌权，我们可以带来重大改变”。
这不是贬低每个政治人物。我是非常尊敬那些在谈及国家未来挑战时，他们相信所言的一切，相信他们的领导和政策将为公民带来美好的未来。他们也值得同情，不只是因为他们真诚相信所言之一切，而是他们的政党，以及他们与党的关系，而每天都面对抨击，民众是不会去考虑这些政党内的一些人是真诚要为国服务，并且是基于爱国主义下的责任感而如此做的。
不幸的是，这些政治人物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投身公共服务（有时因此放弃更有利可图、稳定的职业），却获得如此无礼的回报。
需面对道德考验
对声称选择“从体制内改变”的人们，更需要面对严格的道德考验。因为，往往是体制改变了他们；他们成功之后说词往往是“我不能说太多，这会令我失去官位和影响力”，这样的说词变得太熟悉了。
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则抨击，从外部推动的变化太慢了，太容易挫败了：需要政治权力使变革制度化。然而，政治人物和政党接触公民社会的原因，却是因为影响力远比权力更为持久。在政界，官僚领域和外交界都了解到，随著第14届大选接近，政治局势将日益紧张下，公民社会更须采取一切措施来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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