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访问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国家,相比你认为你对到访的国家有一点认识时,思维会有所不同。在前者的情况下,人们会视每一个新的体验为一种新发现。后者的情况,每一个体验不是“确认”就是“违反”了多年来建立的认知,就以日本为例,这种认知至少有几十年。
我敢肯定,绝大多数马来西亚人一定看过日本动画(马来配音)、玩过日本的电子游戏、讨论过所看的日本漫画、动漫画、流行音乐或角色扮演,吃过寿司以及收在日本制造的冰箱里之日本巧克力(甚至用日本电饭煲煮饭)、用日本的肥皂洗涤,到日本百货公司购物、享受日本的空调机带来的冷气、坐在日本设计的车上(包括国产普腾),或在日本制作的乐器上演奏,或穿著由日本洗衣机及日式清洁剂洗涤出来的日本品牌衣服,阅读村上春树的书等。
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没有其他国家的文化和经济产品,能比日本更渗透到许多日常生活领域,并潜意识地形成了对日本的认识。虽然年轻一代的情况可能会不同,但向东学习下的经济政策(和兴建摩天大楼)的遗产仍然存在,而我们国家形成的历史,也不能忽视日本的作用和关系。
当然,在大阪,京都和东京短短数天,不可能让旅客深刻洞察日本文明及其内在复杂性──但即使如此,马来西亚人依然可从学习一些表面上特征而获益。
最明显的就是环境的清洁。即使在拥挤的城市地区,街道上尽管没有垃圾桶,却一尘不染(1995年沙林毒气恐袭事件后,街上的垃圾桶逐渐减少):还有在运动场或活动上的观众或代表,往往在活动结束后,自动清理垃圾。
其公共厕所的情况,更是可令大马人难堪,那里的厕所都是自动化的,操作都是通过侧面的多个按钮:相反的,在马来西亚的公共厕所,面对著的是,污水无法排出、无法冲洗也没有厕纸。
公民意识高
对清洁的态度,也反映在日本人那一丝不苟的服务表现:从具有几十年经验的厨师、服务员到酒店工作人员,不停向顾客鞠躬敬礼,首先就是一种文化冲击;在日本,可看到手持信号牌的交通指挥员,在我国,我们却是用人造纸板来控制交通,但东京已可生产出精明的机器人。
对日本有如此高公民意识的现象,其中的解释是,其是一个单一种族和宗教的社会(在某程度这观点可取)──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社会见过类似日本人与神道教和佛教如此融合的情况,尤其对马来西亚而言是如此陌生的。我们也可以从日本人口政策中汲取经验,如何处理人口老化的挑战。
政治上有趣的是,自1955年以来(马来亚第一次选举),日本与马来西亚都是由同一个政党统治。在地缘政治上,日本比我们更接近国际上潜在著冲突的大国,与中国为邻,也是美国盟友,当下也面对著以核武威胁的朝鲜。日前,日本就依据去年生效的新法律,首次派出一艘战舰,护送美国的补给舰;而当朝鲜再试射导弹时,东京的地铁系统也暂令停驶。
我离开京都时搭乘的新干线运作非常杰出,希望马来西亚即将建设的高铁,也将像日本一样高效运行。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地铁项目早在1930年代就开始出现。事实上,日本民众的生活层面几乎都与历史脱离不了关系,这可从重大决策的日期、古代城堡、丝印、武士刀、诗歌及其他的艺术形式中展现出来。
日本天皇制的变化也广为人知──日本天皇的地位,经历了武士阶级崛起、幕府将军、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的宪法──最终赋予了强大的共同意识及独特身份。
这会否更好的回应如世界发达经济体面临著的挑战,包括人口变迁、地缘政治竞争和深层次的亚文化及非主流文化,有待时间证明。但人们肯定会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