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政治，中文读者通常会想到孙中山所说的“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的名言。在当代政治学，政治也被定义为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与结果，或是有价值的资源之权威性或威权性的分配，也就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如何得到，可以说这是种资源竞争的视角。
既然是竞相争取资源，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权力关系，谁拥有更多的权力，便拥有更大的分配权。一个社会的权力关系与其社会结构是息息相关的。
一般而言，在多元民族、宗教和语文的社会，不同群族间的权力关系通常是颇紧张的，其按照民族、种族、宗教或语文组成的社会团体，特别是政党，通常会从所属群体的立场，为其所属群体竞取本群体的权力、权利与利益。可说，这是个具有一般性、长期性与复杂性的现象。不论是发达国或发展中国家，或是实践选举民主或威权或专制的多元社会，均概莫能例外，差别主要是其激烈度与方法而已。
和平手段争取独立
就大马而言，从公共议题的角度看，在二次战后，不同群体间，便展开激烈的竞争，如1940年代后期，马来群体主流很著重突出马来亚是马来人的乡土（Tanah Melayu），据此正当其以主人自居的主张，而非马来人则倾向于民族平等，或同一公民身份来争取其正当权利与地位。
这期间，以华人为主体的左翼势力则因执著要推翻殖民政权，而展开武装斗争，这就使得殖民者倾向与主流马来政治势力合作，进而定下了日后资源竞争的格局，这个现实格局，迄今依然无法打破。
由于争取独立是二次战后世界的主要潮流，马来亚也跟著潮流，在1950年代出现了以和平手段争取独立的斗争，英殖民政府在各种因素的考虑下，终于准许在1955年举行独立前的一次大选。在这场大选中，和平与独立是大选的主题，这里的和平，指的是结束内战。
大选后，由于要准备独立建国，主要公共议题，便从和平与独立转向建国的具体内容，在1956-57最具争议的课题则是，非马来土著的公民身份与地位，马来人特殊地位及语文课题。
结果是，马来人的特殊地位首次得到确定（早在1948年的马来亚联合邦协议中，马来人特殊地位便已写入宪法），马来话成为国语与官方用语，非马来人则得到一年期（1957-1958）的出生地原则的公民权，而其语文则没能争取到官方地位。从独立年起，马来人特殊地位与非马来人的语文，便成了马来（西）亚政治的既定的主题，也决定了资源分配的思路。
朋党资本主义
尽管早在1940-60年代，各族间也有主张以阶级或公民取代民族的主张，如劳工党与人民党。只是，总的来说，民族本位依然占了优势，以非马来人为主的劳工党与以马来人为主的人民党，便因语文及其他课题，而因分裂。可见，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本位思想比阶级，公民甚至是超民族的国族本位思想，更能动员普罗大众竞取资源。
在发达国家或成熟民主国，无差别公民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且阶级是其社会裂痕（Social Cleavage）的主轴，在政治上，以左翼对右翼或不同程度的中左、中右、极左、极右的面目出现。在大马，无差别公民地位并非理所当然，阶级课题也常给民族与宗教本位思想所淹没掉，这是马来（西）亚公共议题的一大特点。
进入1970年代，特别是在1970-80年代，除了传统的语文与文化课题外，经济也成了主要课题，此点可从新经济政策（NEP）的出台及雷厉风行的执行中一窥究竟。这时期，是马来权力全面上升，而使非马来人倍感受挫与郁闷的时期，只是NEP的严厉执行及官员主观的执行偏差，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如1980年代中期，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甚至超过100%。
据此，从1980年代后期起，执政联盟为势所逼，不得不调整政策，终而在1990年代出现了文化、教育、语文、经济上的小开放，这个小开放时期，也是族际关系较融洽的和谐时期，只是好景不常，由于在1970-80年代的国家或官僚资本主义，在逐渐转变为朋党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过程中，也导致了经济与金融货币危机。
民族本位而非国民本位的NEP，在1970-80年代盛行时，出现了大量的公共企业，惜大多为经营不当的亏损累累的无效率企业，而其处方民营化（Privitization），又导致私“盈”化（Pocketization），可说从一极端走向另一极端，而其引起的1996-98年危机也触发了马来人的大分裂。
马来人的大分裂，也显示了同一马来族内部的利益分化与多元化，使马来（西）亚政治增多了一个民族内部资源竞争的新现象，若善利用，这个民族内部竞争，可以有助于把大马政治从民族、宗教转向阶级，惜这个转向的效果不明显，尽管如此，进入21世纪后，大马的公共议题变得更多元化，而不再那么单一。
新政治进与退
在1970-80年代，大马的政治经济是充满民族、种族色彩的。可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新政治（New Politics），这个主要由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所引发的新政治，不再那么民族本位，而较具包容与进步性。以人民主权，取代马来人支配权，以人民经济议程取代NEP，更重视良好治理社会公正，廉洁政府等进步政治。
这个新政治，也因大马更加腐败，治安败坏，物价高涨等因素而得以发酵，惟却因选举制度与选区划分不公等因素，而未能实现改朝换代。
与此同时，新政治也受到伊斯兰主义的复杂影响。早在1940年代后期，伊斯兰便是一股政治势力，可却未形成主流，而伊党也仅是区域性而非严格意义的全国性政党。但1970年代以来，大马出现伊斯兰复兴趋势，更在1999年安华事件中壮大，进而形成了进步政治的组成部份，甚至在2013大选中主张福利国而壮大进步政治力量，可这几年又倒退回旧主张，进而削弱了新政治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