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者多认为，随著科学的进步、昌明，宗教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思想家如马克思甚至认为，民族、宗教、阶级、国家等，均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阶段的产品，一种历史范畴，迟早也会随著人类社会的高度化而消亡。这显然是种过度简化的理性盲点，自大与武断。
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这些论断未免太过浪漫化，也过度低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或许他们本身就是过度单纯的科学主义者，也就是过度迷信科学的科学万能主义者。迄今的历史事实证明，民族、宗教、阶级、国家等，均且有普遍性与长期性，甚至是跨国性和自我持续性。
就民族与宗教的持续性言，今天我们仍活在一个民族多、国家少，以至多民族国家远远多过单一民族国家的世界。就宗教言，今天依然有约80%的人类，是有神论者或有宗教信仰者。尽管在发达国如西北欧，有神论者或常到教堂的信徒日少，可当不确定性增加后，可能会出现宗教复兴，或转而注重灵性（Spirituality）与个人体验，而非传统的信仰与仪式。在曾经盛行科学无神论的俄罗斯与东欧或中国，宗教更出现复兴趋势，显见纯理性与纯科学并不理性科学。
探讨互动关系
如何解读这个现象？或许，得从多视角、多层次与多学科的途径入手，如社会面的宗教社会功能；政治面的做为政治动员工具，以争取权益的手段；经济面的人世无常，经济浮沉，就业不安，输赢难测；心理层面的归属需要感，甚至是精神分析面的人意易疲，也就是人的意志，也有疲弱的一面等。说到底，人性是多维的，人的需要也是多样与多层次的。
既然民族与宗教具有一般性、长期性、复杂性，甚至是跨国的面向，就得从实际出发，探讨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在多元民族、宗教的国家如大马，以便趋利避害，使它更能与时代与国情相符，而不是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以犹太教言，它本是犹太人专有的民族宗教，可却衍生出基督教，这个跨民族的宗教，也因为跨民族，才能成其为世界性宗教。此外，基督教还有其创新之处，如根据犹太教的旧约圣经，犹太人得行割礼，不可吃猪肉，可基督教并不盲从这些古代北非，中东人的习俗，而认为行割礼，只是心理的割礼，而非要求肉身的割礼，而禁吃猪肉，并非真禁实物，而是要求人类别在顺境时忘了主，逆境时才想起主，好逸恶劳、忘恩负义。这个希腊化的创造性诠释，使得基督教徒不必行割礼，也可吃猪肉。穆斯林则与犹太一致。
习俗走入历史
同理，佛教徒入中国，也被汉化为中国佛教，可说是一种国情化与民族化的创造性转化，如各具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法相宗等等，近几十年来还流行人间佛教。在非洲，基督教也常与传统信仰结合为具有非洲特色的基督教。学界称之为本色（土）化运动。
就伊斯兰言，其能够深入民间，而不仅仅限于港市的商人阶层，也是因为，在传教过程中，能与本土既有的信仰相结合，才得以传开。若一开始便著重律法，严格教规等是无法深入民间的。约言之，它有一个国情化与民族化的过程，其中伊斯兰中的神秘主义教派，即苏非主义（Sufism），即一种著重灵性多过律法与严格教规的宽松教派，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爪哇，9个主要伊斯兰传教教圣人中，有5位是华裔穆斯林。
实则，在中亚与南亚，苏非主义扮演了同样的传教角色。只是，进入19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崛起后，才出现力图净化的现象。所谓净化，主要是用伊斯兰复兴思潮中的那种诠释，来去除那些被他们视为不纯的成分。大马也不能避免这个净化运动；只是，印尼较能保持其本土特色，如爪哇化的伊斯兰（Agama Jawi）。印尼的主要宗教组织也特别重视伊斯兰与国情及时代的相配性，缓和了净化运动的规模，如不把伊斯兰列为国教，也不强制信徒履行严格的教规，更不搞刑事法的伊化（除了亚齐省）。这种考虑及宗教信仰的国情化与民族化的变通或务实思路，使印尼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教际争议。
在印尼，穆斯林占人口的86%，反而较能平心静气地看待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伊斯兰，也珍惜其多元传统。可反观大马，穆斯林只占约62%，却那么积极于净化本身的宗教与文化传统，以致连皮影戏、木雕、一些传统舞、祭拜土地神、海神、圣人（Keramat）及其他习俗均在1980年代后逐步走入历史。
担心伊斯兰前景
当代伊斯兰思潮中，本已出现一种诠释主体多元多样化的现象，也就是单一教派的宗教师与精英不能再垄断对伊斯兰的诠释权，可在大马，由于复杂的种族、宗教与政治的考虑与政策，诠释主体多元化的潜能未能充分发挥。
说起来，当代穆斯林知识精英也是颇复杂多元，他们对伊斯兰世界的前景也多感到担心；其中，有不少对现代化持又爱又怕又恨的复杂心情。说爱是因为，他们知道现代可带来不少好处，且人人也多抱有向往美好生活的心愿；说怕是因为，他们担心现代化会危及他们信仰的纯正性；说恨是，既指恨铁不成钢，也恨西方对他们的欺压，这确实令人郁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