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代开始，许多城镇地区的年青华裔家长纷纷弃用方言，转而使用华语作为亲子语言，逼得只会讲方言的阿公阿嬷也要用华语跟孙儿沟通。也就是说现今华社，城镇地区小朋友大部份都是在讲华语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家里讲华语”已经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习惯，华语取代方言成为华裔父母的第一亲子语言。
另一方面，家庭亲子语言转换较常发生在高度发展的城镇地区，距离都市化越远的偏僻新村、渔村等，反而方言留以保存，当地的家庭仍然普遍使用方言跟亲子沟通。所以，为什么城镇地区华社家庭亲子语言在90年代逐渐从方言转换成华语？
笔者认为，华教运动的“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诉求只是推波助澜，华语取代方言的主因是城镇在90年代迅速都市化的一个结果。即是说，使用华语作为第一亲子语言的家庭，是基于工具考量下所作出的功利选择。
具体来说，城镇地区的家长为了让小孩更具有“竞争力”，从小就开始使用双语沟通（英语与华语），以让小孩衔接小学课程时能领先起步，而学前教育延伸至四、五岁，更让方言被提早抛弃，再次确立华语的核心地位。基于保持小孩的“竞争力”和“赢在起跑点”，所以1980年代以前那一套“进小学才学习华语”的学习方式已不管用，这种功利主导的教育理念，是导致方言被放弃的最主要原因。
落实方言教育
城乡移民大量流动也是造成语言环境变化的因素之一，许多到大城市如吉隆坡和新山等打工的游子落地生根后，因缺乏原生语言环境让孩子学习方言，因此最有利、最强势的语言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
槟城钟灵独中宣布在今年3月落实“方言教育”，其会与各乡团合作在课余时间教导学生方言，以提醒华裔子弟勿忘自身文化根源，避免方言在新时代趋势下流失，但让人感到唏嘘的是，这其实是华校过往数十年以来“严禁方言”下的恶果。
马来西亚华语∕文的状况，其实跟爱尔兰的盖尔语有著类似的情况。大马华文教育被统治当局认为是团结国民的绊脚石，而打压华文教育成为政治手段；爱尔兰人多为天主教徒，但英殖民者信仰基督新教，对于英殖民者/新教徒来说，盖尔语几乎就等同天主教或爱尔兰民族主义，因此费尽心思压制盖尔语的发展。
母语被打压和剥弱之际，族群本身也因为功利选择而放弃母语，爱尔兰与大马的情况几乎同出一辙。我国华裔家庭流动到大城谋生，以及小城镇迅速都市化，而让家长对亲子语言作出功利的选择，许多年青华裔家庭在90年代后“华语化”。
爱尔兰早就因800年来受英殖民的统治让英语成为通行语言，而仅存的数个盖尔语社区原本因为落后与偏僻，而意外地保存盖尔语的完整性，但政府大力发展盖尔社区而吸引大量英语人口涌入寻求就业机会，造成盖尔语地区的“英语化”。
最重要的是，在爱尔兰这个几乎全面英语化的社会，英语的确是社会升迁和社会声望的象征，爱尔兰特区的居民感受到大环境的变化，当盖语的实质利益无法超过英语时，放弃母语和持续向英语靠拢的现象恐怕已很难改变。
拯救母语运动不果
而爱尔兰政府试图透过学校教育挽救母语的情况，则与钟灵中学企图透过课堂教育传授方言雷同，从盖语失败的案例当中可以看出，维系母语/方言最佳办法是家庭与社区创造出语言的使用环境，即家长与社区必须要有意识地参与母语/方言的维持与传承，在地方与社区使用方言，而不能只是将之拱手于教育机构。
爱尔兰拯救盖尔语的运动是整个欧洲最大的拯救母语运动，但经过90多年的努力后，它无疑是一场失望的母语运动。
其实华社对待语言的态度，有许多面向是值得探讨，例如在这种华语功利主义选择下，独中招生也倾向升学主义当道，因为家长也认同方言只限于厨房跟客厅使用，华语与英文才是闯荡世界的语言。要真正振兴方言，需要更多的论述与对传统文化值价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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