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70年前首相敦马哈迪出版《马来人的困境》，及此书许多建议成为公共政策以来，大马成了困境重重的多元种族国，不仅马来人，连华人、印度裔也连带出现据此产生的多重困境，这是大马人的困境。
自1980年代以来，这个种族的困境，还加了一个更难搞的宗教困境，成了大马进步的重大障碍。就马来人的困境言，升旗山的行动党国会议员再里尔在一篇长文《马来人困境的实相》（The Real Malay Dilemma）（2015），提出一个耐人思考的说法。他说，这是个吊诡的优越─自卑情结，也就是，它是个集优越感与自卑感于一体的吊诡情结。因为，它是建立在两个自相矛盾的基础上的，一个是一昧突出马来人支配权（Ketuanan Melayu）或用马哈迪的用语，则是界定性民族，另一个则是马来人的恐惧。
既然是掌握统治权的支配性民族，怎么又是备感受威胁的担惊受怕的充满恐惧的民族？这确是耐人寻思。再里尔认为，所谓马来人是界定性民族，即马来人虽非马来亚的最早的先住民族；但是，却是最早在马来亚建立正规统治政权的民族，故这个国家的性质得由马来人来界定。如在美国与澳洲，白人并非先住民，可却是两国的界定性民族，也以白人的语文与文化为国民认同的基础。这种强权理论，只能说是“强权就是真理”的帝国主义霸权论。
据此而论，试图以马来人支配论来合理化统治地位，只能说是政治设计而非史实。尽管它不符合史实，仅透过历史课本、干训局、博物馆、马来主流媒体、国民服役等手法，制造出来的霸权论，却颇为盛行。
马来人掌军政大权
更令人纳闷的是，既然是掌政权的多数民族，也有联邦宪法赋与马来人特殊地位，外加上有马来统治者会议的护卫，又怎么会产生马来人恐惧这种自卑心理？再里尔认为，这与马哈迪以来所选择性地制造出来的似是而非的理论有关，且这是个复制殖民主义者统治手段的理论建构，即马来人是缺乏竞争力的民族。因为缺乏能力，故必须受到保护，而巫统的统治精英，便是马来人的保护者，惟却是监守自盗的保护者。
既然先天不足，后天又无论，怎可能与非马来人竞争？当然，只能由统治精英代他们出头，护卫他们。这就产生一个悖论，即马来民族真的是缺乏竞争力的无能民族，抑或是这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统治者对马来民族洗脑，使他们相信，他们是缺乏竞争力的弱者，得长期被保护，而长期的保护，又使得他们不得不依靠政府。
易言之，掌权精英一味突出马来人无能，不但使马来人对自己失去民族自信心，也使马来人真的因长期被保护，而失去自信与能力。前副首相慕沙希淡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认为是马来掌权精英本身把马来人说成是扶不起的阿斗。再里尔则进一步说，这是掌权精英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而不惜复制英殖民的手法来弱化马来人，也据此煽动马来人的不安感，大搞华人威胁论，或是基督教威胁论，甚至是什叶派威胁论─虽然什叶派也是穆斯林。在这么多重威胁论的长期轰炸下，马来人怎么能不变成不安的民族？
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本非坏事；只是当马来人人口日占优势，行政军警权也由马来人掌控，更有宪法与马来统治者的护卫，连经济也掌控在政联公司手中，议员中也是马来人占多数等情况下，一味炒作华人威胁，基督教威胁论，其结果，就致成了吊诡的优越─自卑情结。这不但妨碍国家进步，也扭曲马来人的正常心理，更使马来人成了难长大成熟的民族。少数掌权精英是获益不少，如据此产生的种种特殊利益，如连富裕的马来人买房子也有折扣；股票上市可从中捞一把等快速致富行径，可代价却是造成国民失和，国家倒退等。这就是大马的困境。
思想特立独行的马来知识分子巴克里慕沙（Bakri Musa）早就说过了，马来人支配权这种说法及据此产生的政策，只会束缚马来人的进步，它其实是种幻觉与陷阱。只是，在选举中，我想在一定程度上，煽动马来人不安，确有助于巫统巩固马来票。
注：《马来人困境的实相》(The Real Malay Dilemma)一文，见Ooi Kee Beng等编《青年与马来人》(Young & Malay)一书，（20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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