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在那光明的季节里》

马中建交40周年，国内许多华人社团纷纷举办各种活动，以不同形式来纪念这来之不易的建交。在这欢庆时刻，不禁让我想起40多年前，马中建交前的一项民间外交活动。

那就是1971年初，在吉隆坡国家室内体育馆举行的“香港银星艺术团”的赈灾义演。这场义演，盛况空前，轰动全国，为后来的建交和国内的健康文娱活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些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希望我们能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我在和杜志昌医生及一些当年曾参与这项活动的朋友们商讨后，决定出版此书，留下一些资料供后人参考。

当时国际上仍处于东西两大阵营的冷战期，我国刚独立不久，长期受殖民地统治、英美集团的影响，自然倾向西方的反共阵营。尤其当时中国支持仍在森林里打内战的马共，使到当时的政府异常敌视中国。不但中国的进步书籍、电影等被禁止，甚至连一些左派习惯用的字眼，如“学习”、“自我批评”等等，都被视为敏感关键词。

在当时如此的反共、反中的政治氛围下，如何能让中国在香港的左派艺术团体来马演出呢？这是不可思议的。

香港银星艺术团能成功来马义演，得从当时国内政局的演变说起。1969年大选后，发生了513种族冲突事件，议会解散，成立了国家行动理事会。民主、自由被搁置，华人生活处于一片低迷的状态。作为华人第一大政党，马华公会被副首相敦依斯迈医生形容为“不生不死”，刺激了马华公会。当时的会长敦陈修信为了重整马华，号召了一些年轻人，包括华校出身的左派青年，发起华人团结运动，希望通过此运动能吸收一些新血，加入马华，重整旗鼓。顺便一提，华人团结运动，从1971年初开始到5月便结束，除了英文源流的李裕隆律师、林敬益医生等后来参与马华外，其他人士都没加入。

吉隆坡大水灾

我和杜志昌医生，也是当时被卷入华人团结运动的一分子，在筹备运动过程中，我们不时与敦陈修信接触，得知最高当局在国际政治路线上有可能转向，走第三世界中立路线。1971年1月适逢吉隆坡发生了空前大水灾，雪州13个华校校友会联合发起赈灾活动。我们除了到灾区协助清理工作外，也准备办义演筹款。当时有同学灵机一动，说为什么不趁此机会试探当局，邀请左派的长、凤、新艺术团来马义演呢？一个晚上，我和杜医生在敦陈修信家里，向他提起这事，没想到他满口答应，还告诉我们说他会通知敦依斯迈医生，说他已经批准了这项请求。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大惊喜。

接下来的工作是我们该如何联系香港长、凤、新呢？杜医生通过尊孔的学长颜德尧上议员，和李引桐先生取得联系，请他协助。李引桐先生为新马橡胶界闻人，长期为中国采购橡胶，深得中国政府信任，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功臣”，马中建交的和平使者。

1971年2月初，我和南大校友会会长傅孙中、尊孔校友会李风德，跟随颜德尧上议员到香港，与李引桐先生见面。我还记得当我们第一次见到李引桐先生时，他很慎重地问我们，筹办这演出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呢，还是当局授意我们做的？在得到我们的明确答复后，便安排我们到长、凤、新去洽谈。

马中非友好国家

当时马来西亚尚被中国视为非友好国家，对于我们的请求，能被接受吗？我们事后才知道，银星艺术团能来马演出，是由中国的港澳专员廖承志提上中央侨办，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拍板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能破天荒地举办这场义演，背后确实是得到马中两国最高领导层的默许的。当时两国似乎有意打破向来对立的局面，寻求探讨走上友好之路。我们这群当时的年轻小伙子，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成了一个在建交前的民间外交活动。

在当时的局势下，没有人相信会可能有这样的演出，所以当消息正式宣布后，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为当时低迷的华人生活形态，带来了一剂兴奋剂。从1971年3月24日开始，一连八晚，在吉隆坡国家室内体育馆轰轰烈烈的演出，吸引了超过十万名的观众。

雪州十三校友会主办的“香港银星艺术团”的义演，总的来说是成功的。

这场义演，为马中两国的建交启动了早期的民间外交活动。在1971年3月义演过后，紧接著5月以东姑拉沙里带领的贸易团访问中国、8月中方贸易代表团回访马来西亚、11月大马乒乓队赴北京参赛等等一连串的民间活动，最后两国政府经过两年多的细则谈判，终于完成了1974年5月31日的建交。

这场义演，推动了健康的文娱活动。当时的马来西亚华社，由于政府的反动政策，健康的文娱活动往往被视为亲共而不被批准。香港银星艺术团具有鲜明的左派意识的演出，大大鼓励和激发了这方面的文娱活动。过后马大华文学会“春自人间来”的演出、“春雷大汇演”的筹备，及许许多多校友会的文娱演出，可说是“香港银星艺术团”演出过后为本地健康文娱活动带来的影响，迄今不灭。

回首岁月，不觉一晃而过。当年参与过这美好一战的同道，很多已离世而去，剩下的也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了。我忝为参与者，只好不揣固陋，谨代记下这段深有意义的往事，以供后人参考。是为代序。

附记：《在那光明的季节里》新书推介会订于2月7日下午2时假林连玉纪念馆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