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民主，是种什么性质的关系？传统上，英美的主流观点多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互补的，可实际上复杂得多。即便在欧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实则，资本主义与民主具有多种模式。
在英国，民主的进程有一个贵族打败王权，新兴资产阶级成功压倒地主贵族阶层，及在19世纪时，工人阶级成功争取到男性成人选举权的斗争史。
在19世纪，这些工人阶级的斗争，尚被标签为暴民斗争。进入20世纪后，民主才在西方世界大放光彩；只是，其历程也是颇曲折反复如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便曾出现过法西斯政权。严格说起来，即便在西方发达国，自由民主也是在二次战后，才得到巩固。可说历史尚浅。
进入1980年代后，随著英美两国转向新自由主义路线，及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综合作用下，发达国家的民主也起了悄然的质变。
也就是，从名义上的民有、民治、民享，转为商有、商治、商享的金主、财主的财阀（Plutocracy）政治。也有论者用“无声的接管”（Silent Takeover）来形容这个质变。这个富有、富治、富享，也是致成2008-2009年的债务金融与经济危机的主因，可灾难反而壮大了金融寡占。
这里，就突显了资本主义与民主间的一个主要矛盾，即民主的政治平等对资本主义的致成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矛盾。这个质变，也因财团控制媒体，而被淡化掉。比方说，根据美国的异议大师杭斯基（NoamChomsky）的说法，美国的主流媒体与学术刊物，通常不接受阶级分析或阶级斗争类的文章。
主流媒体禁“阶级”
易言之，阶级（Class）是个禁忌用词──除非前面加个形容词，如社会阶级（SocialClass）或中产阶级等加以淡化。实则，美国政府对工会的态度也有欠友善。在欧洲，许多论者认为，欧盟的高级官僚与决策层，对民主多持有一定的警惕或谨慎的态度。这多少反映了一种精英作风或官僚自主对民众参与的矛盾。实则，美国宪法便具有护富防暴民的内含。
实事求是地看，近30年来，欧美日的投票率普遍下跌，如在美国与日本，大选投票率多不到60%。在英国，政党参与率，也从1950年代的约20%，减到今天的约1%！这种冷漠，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冷感，也反映了选民有一定的无力感，认为投不投票都一样。深层地看，也可能与现代人因各种原因，而无法专注于政治有关。有一本《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便深入地分析了，现代人难专注公共事务的各类理由。这就正中重秩序的富人的下怀了。
由于财团渗透政权，“一元一票”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一人一票”的作用，公共政策自然便会较易偏向财团的利益，如减公司税与个人所得税、放宽对公司的各类管制、补贴企业等企业福利（CorporateWelfare）便也成了气候。其结果之一便是，国家收入剧减。这个趋向，又因全球化与科技进步的作用，而逼得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因要本国企业把根留在本国，或招商引资，而抬高了资本家的身价，削减了国家自主。
超级精英扫空一切
此外，当代资本主义还有一个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让超级精英扫空一切，只留残余给非精英的特点。此点，不仅见之于体育界、演艺，也见之于商界，如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Gates）身价已高达800多亿美元（约2882亿令吉），而谷哥创办人身价也有300多亿美元（约1081亿令吉）；阿里巴巴的马云，也成了中国首富。既然机会与财富已被赢家通吃了，中等才能、中等技能群体，便只好认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达国，甚至是高收入经济体如台湾或香港的中产与下层，就更难像以往一样享有更多向上流动（UpwardSocialMobility）的机会。特别是，富人又因以钱赚钱，炒高房地产等，让他们望屋兴叹时，更易产生焦虑感与排外仇富仇外情绪。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欧洲的极右政治的崛起、台湾的太阳花学生运动、香港的“占中”，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有关，即市场标准至上。
这里，便引出了一个富人，工商界或保守人士倾向法治型民主，也就是强调法律与秩序、程序公正、游戏规则的传统正规民主；而社会流动受挫者，则强调国家应积极干预市场、纠正贫富不均，提供更多免费或价廉物美福利或服务的分配公正型民主；若否，便要上街示威或占领闹市的街头政治。显见，不同的利益群体，会侧重不同层面的民主，使民主产生多元的诠释与想像。用民主对抗民主。
正统民主理论，本只著重选举公正与政治平等，可处于不利处境的群体则要求扩大政治平等到经济、福利平等，因为经济不平等会削弱政治平等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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