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民主,是种什么性质的关系?传统上,英美的主流观点多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互补的,可实际上复杂得多。即便在欧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实则,资本主义与民主具有多种模式。
在英国,民主的进程有一个贵族打败王权,新兴资产阶级成功压倒地主贵族阶层,及在19世纪时,工人阶级成功争取到男性成人选举权的斗争史。
在19世纪,这些工人阶级的斗争,尚被标签为暴民斗争。进入20世纪后,民主才在西方世界大放光彩;只是,其历程也是颇曲折反复如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便曾出现过法西斯政权。严格说起来,即便在西方发达国,自由民主也是在二次战后,才得到巩固。可说历史尚浅。
进入1980年代后,随著英美两国转向新自由主义路线,及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综合作用下,发达国家的民主也起了悄然的质变。
也就是,从名义上的民有、民治、民享,转为商有、商治、商享的金主、财主的财阀(Plutocracy)政治。也有论者用“无声的接管”(Silent Takeover)来形容这个质变。这个富有、富治、富享,也是致成2008-2009年的债务金融与经济危机的主因,可灾难反而壮大了金融寡占。
这里,就突显了资本主义与民主间的一个主要矛盾,即民主的政治平等对资本主义的致成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矛盾。这个质变,也因财团控制媒体,而被淡化掉。比方说,根据美国的异议大师杭斯基(NoamChomsky)的说法,美国的主流媒体与学术刊物,通常不接受阶级分析或阶级斗争类的文章。
主流媒体禁“阶级”
易言之,阶级(Class)是个禁忌用词──除非前面加个形容词,如社会阶级(SocialClass)或中产阶级等加以淡化。实则,美国政府对工会的态度也有欠友善。在欧洲,许多论者认为,欧盟的高级官僚与决策层,对民主多持有一定的警惕或谨慎的态度。这多少反映了一种精英作风或官僚自主对民众参与的矛盾。实则,美国宪法便具有护富防暴民的内含。
实事求是地看,近30年来,欧美日的投票率普遍下跌,如在美国与日本,大选投票率多不到60%。在英国,政党参与率,也从1950年代的约20%,减到今天的约1%!这种冷漠,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冷感,也反映了选民有一定的无力感,认为投不投票都一样。深层地看,也可能与现代人因各种原因,而无法专注于政治有关。有一本《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便深入地分析了,现代人难专注公共事务的各类理由。这就正中重秩序的富人的下怀了。
由于财团渗透政权,“一元一票”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一人一票”的作用,公共政策自然便会较易偏向财团的利益,如减公司税与个人所得税、放宽对公司的各类管制、补贴企业等企业福利(CorporateWelfare)便也成了气候。其结果之一便是,国家收入剧减。这个趋向,又因全球化与科技进步的作用,而逼得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因要本国企业把根留在本国,或招商引资,而抬高了资本家的身价,削减了国家自主。
超级精英扫空一切
此外,当代资本主义还有一个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让超级精英扫空一切,只留残余给非精英的特点。此点,不仅见之于体育界、演艺,也见之于商界,如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Gates)身价已高达800多亿美元(约2882亿令吉),而谷哥创办人身价也有300多亿美元(约1081亿令吉);阿里巴巴的马云,也成了中国首富。既然机会与财富已被赢家通吃了,中等才能、中等技能群体,便只好认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达国,甚至是高收入经济体如台湾或香港的中产与下层,就更难像以往一样享有更多向上流动(UpwardSocialMobility)的机会。特别是,富人又因以钱赚钱,炒高房地产等,让他们望屋兴叹时,更易产生焦虑感与排外仇富仇外情绪。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欧洲的极右政治的崛起、台湾的太阳花学生运动、香港的“占中”,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有关,即市场标准至上。
这里,便引出了一个富人,工商界或保守人士倾向法治型民主,也就是强调法律与秩序、程序公正、游戏规则的传统正规民主;而社会流动受挫者,则强调国家应积极干预市场、纠正贫富不均,提供更多免费或价廉物美福利或服务的分配公正型民主;若否,便要上街示威或占领闹市的街头政治。显见,不同的利益群体,会侧重不同层面的民主,使民主产生多元的诠释与想像。用民主对抗民主。
正统民主理论,本只著重选举公正与政治平等,可处于不利处境的群体则要求扩大政治平等到经济、福利平等,因为经济不平等会削弱政治平等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