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里有句出自英国外交官的名言“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与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整体上言，这是具有普遍性的名言，随著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与国之间关系，确是有可能随势而变；最明显的实例便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与其盟友间的关系变化。
二战以来，西北欧国家与日台韩均是唯美国是从的盟友，也从与美国的结盟关系中获得不小政治军事外交与经济贸易上的好处。美国也的确为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如美国人口仅占全球的约4％，可其国防支出却占了全球的约40％之高，大大减轻了其盟友的国防负担；在经贸上，美国也对盟友开放其市场，让其盟友有机会借美市场壮大自强。美国也长期忍受其货物贸易逆差。
伸言之，这些国家支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与霸权，稳定了世界秩序，也具有其功利性考虑。
只是，当美国一反常态出台对等关税政策，要求各国大幅提高其国防支出后，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便起了变化，不少国家还出现了从倚美走向疑美，即不再那么唯美国是从。韩国总统李在明最近还公开表示，如果一味迎合特朗普的要求持续对美大量投资，韩国可能会重演1997-98年东亚金融货币危机。这个发言，突显出美韩关系的复杂性。
其实，不仅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即便是一贯走不结盟路线的国家如印度与东盟也出现了疑美论，怀疑美国的可能性与可信任性。
无疑，美国也的确为全球提供了不少公共产品，而据此巩固了其全球领导地位；只是，也相应付出了不少代价。在商言商，特朗普不再像以往美国政府那样，无限承诺与付出，而要求美国利益优先。
其实，长期以来，美国国内本身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美国应走顾好自己的路线，别多管国际闲事以免招来不必要的祸害，如2001年的飞机撞世贸大楼的悲剧；也有人认为美国应有限地介入世界，只有涉及美国关键利益的事才介入，否则应置身事外。更有人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化与人权高于主权的活动，是不切实际的外交。
至于特朗普则是走有限介入的路线，即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事件时才大肆介入，当然实际情况是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外交路线，如美国特别重视沙地阿拉伯便是因为沙地阿拉伯是美国最大的军火采购国；美国挺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也与美国国内犹太利益集团有关。
尽管如此，整体上言，与往昔相比，现阶段的特朗普政权会更重视成本收益，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民主人权，气候变迁等。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就不得不慎重考虑这个变化。
就东盟与大马而言，整体上东盟是希望维持东南亚成为一个和平、中立，不靠边的地区。在1970年之前，东姑掌权时，大马的外交是唯英国是从，可敦拉萨上台执政后，便提出了和平中立的外交路线，也带头与中国建交。这个路线也成了东盟的即定政策。
尽管如此，随著中国的和平崛起或复苏。世界范围内也兴起了中国威胁论或中国扩张论。这些由西方媒体与外交界提出的论调，自然也影响了东盟各国；只是，马哈迪则带头反驳中国威胁论，还提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时的和平外交。之所以，自然与老马一贯以来的反西方情结有关。其实全世界的穆斯林或多或少均有反西方特别是反美情绪。911事件便是一个实例；只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其国家领导人则慎言，以免得罪美国；但实际上，对美国偏向以色列的政策多有不满。我国现首相安华便是一例。
尽管如此，大马依然希望能在美中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其他东盟国家或多或少也希望美国能在东南亚扮演一贯的角色，以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在东南亚国家中，越南、菲律宾与大马均与中国有领海之争；其中越南与菲律宾对中最为反感；只是近年来越南对此保持抵调；而菲律宾则高调。大马则是一贯低调处理与中的领海之争，马中之间似乎有一种不要扩大事端的默契。
在特朗普对等关税的挑战下，整体而言，东盟与中国保持不扩大事端的态度是可取的。毕竟，民生经济才是硬道理，不搞好民生经济，就可能失去民心与政权，而在美国对等关税政策下，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是明智与双赢的。领海之争不争在一朝一夕；只要各方控制，不扩大事端，就维持现状，现阶段的越南似乎就是持这种态度。
说起来，就现阶段的中国与东盟而言，搞好民生经济是最要紧的事，其他如民主人权已非领导精英的要务。目前该担心的是假设美国关税战纯化各国的经济增长，失业率剧升，政治人物会否转而诉诸民粹主义路线，这才是关键。
由于东盟诸国并非靠高科技制造业发达致富；因此，美国对等关税对其打击可能没台韩日那么深重，只要各国能从双赢角度对待这个挑战，而不诉诸民族或民粹主义，是有可能度过难关的，当然一定程度的增长放缓是难以避免的。
美国的再工业化固然是个严峻的挑战；但也应该认识到美国并非全能，不可能连中低端产业也要强制回流美国。整体上言，美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是互补大于竞争，而美国与日台韩及欧盟之间才是竞争大于互补。中国之间则是互补性竞争，惟目前是互补大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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