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总的领导危机，就是华社的公共议题。在纷纷嚷嚷之中，我们需要厘清为何叶新田与邹寿汉两人，在已经几乎失去所有的支持力量，仍可不下台？为何董总难以去除不适任的领导？
半个多世纪以来，董总作为大马华教最高领导机构，历尽风霜，在悲情中步履维艰，在华社造就的威信不容置疑。
然而，这悲情与威信，在董总出现领导危机时，成了恋权者的障眼法。
华社在各领域遭受不公待遇，将悲愤情感投射到华教里，以民间资源倾注其中，把华教建设成民族堡垒。诉诸悲情的感召，是团结各方的最有效利器。
教育课题在华社，由复杂交错的社团网络来推动，借悲情与威信来激发出巨大的动员能力，从来就不是以强有力的论述，或扎实可推进的愿景来推动。简便的动员方式，劳碌的硬体建设，以至于我们在行动上的僵化，论述上的苍白。
有关华教的叙述与分析，无外乎母语为族群重要文化载体、教育为基本人权、保有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独特价值等等。虽然这些论述都很确切，但详看这阐述的发展，皆是华教工作者被动抵抗当权者的反应，为了拆解当局的政治宣传。
以危机牌团结华社
长久以来，一个各族群平等的社会，就是华社全部的共同想像与简单诉求，而教育领域是衡量族群平等，与延续、扩张族群认同的重要指标。唯有通过华教，历经苦难得才能达成我们的目标，这进一步推高了董总，尤其是主席个人的道德高地。
华教团体也因此成为华社争取平等权益运动的领头羊，其他华团也以董教总为马首是瞻。
华教团体虽然在华社拥有许多的资源、民众的支持，但却始终未曾建立起自身一套完整的论述，以期全面的解决母语教育问题。以董教总为首的华教团体，更没有由下而上积极参与，共同形塑国家的未来。
华教的悲情／危机牌，团结华人以对抗单元／霸权的一贯做法，让董总一枝独秀，聚集了华社最多的资源，竖立了华社其他团体难以匹敌威信。
当董总发生前所未有的领导危机时，叶邹两人更把这苍白论述与动员模式充分发挥，使得“主席就是董总，董总即是华教，华社基础全在教育”的论说极度展现。
叶邹操弄悲情，在固有特定的小支持圈里，以同样的华教困境、董总主席被打压诉求来唤起支持者的情感，重复动员，并成功把群众对华教的热情化为对个人的支持，塑造仍有广大民众支持的假象。但这无助于解决问题或团结各方力量。而在这转换当中，华教的悲情与董总的罩顶光环是关键。
在不断消耗华教的悲情与威信下，叶邹利用董总千辛万苦累积而得的资源，竭力维持自己的地位，虽然支持度持续流失。
另外，董总13票（每州董联会一票）定江山的架构设计，加深了基层要更换主席的难度，也导致战火向各州董联会延烧，掌握了多数董联会，才能掌握董总。这架构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防止有心人士渗透，及重视各州的自主性，毕竟华教根基在地方，社区是支持华校的最大力量。
追根究底，这种种造成了叶邹两人一再违章乱纪，却仍稳如泰山。而事实是，今天董总现任最高两位领导叶新田与邹寿汉，对外失去民意支持，对内仅获得不到半数支持，甚至在走入董总加影行政楼，也无法指挥员工的情况下，仍不愿下台。
而对领导层失望不满的华社及董总基层，在面对已无法托付重任的领导，无计可施，以致双方裂痕扩大。
固守陈规错失民主
华教过多的悲情，或多或少打击了我们的自信与热情，加上对华教领导威信的深信不疑，使得我们在面对董总的领导危机时，无法恰当的回应。难以挣脱悲情，唯有拥抱空洞的论述，支持虚假的权威；沿袭一贯的那套逻辑与做法，以借此获得“正当性”与心里的踏实，叶邹抓住部分群众这心理反复操弄，并激化双方使对立更尖锐，以保著自己的权位。
就这样，华社失去了就事论事的理性空间。叶邹不适任、华教发展遇到瓶颈，这些焦点都被模糊了。
在马来西亚，华教摆脱不了政治。但近年来，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已经产生极大变化，社会结构及其机制也在变化，我们开始不再以族群为界来看待与解决问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马来西亚人，往往诉诸华教以外的空间，追求更宽广的理想。
目前，华教发展似乎一片顺遂，但随著外在情势不断变化，华教其实面对的挑战更严峻。然而，如果认为只有董总主席能捍卫华教而必须袒护，这与马来人认为唯有巫统能捍卫其主权而盲目支持无异。
当我们要求公平与民主社会的同时，却在我们固有的领域失守了，固守陈规而错失民主化的转机，反噬了我们现有的基础。
董总的金字招牌逐渐瓦解，华教团队已因为叶邹的操弄而分崩离析。叶邹不代表董总，也已经无法领导，取信于华社。
华教是大家的，是时候我们要求董总依法重选，是时候叶邹离开董总，以保著董总最后的威信，与华社对教育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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