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族群结构的角度看，大马无疑是很丰富多样的，仅是东马砂沙两州，便可细分出几十种族。在西马，一般上虽说是由三大族群构成，可每个族群内部，也可细分出好几个次族群（Sub-ethicGroup）。
以印度裔为例，在2011年，其总人口有194万，占总人口的约7.3%；其中，泰米尔（Tamil）人占了近90%，其他如Malayali、Telugu、锡克人，及其他也个别占了约2%。从宗教信仰来看，有约85%为传统印度教徒，约8%与4%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此外，也有信仰佛教、华人民间宗教者及其他宗教者。在现阶段，有50多%的印度裔把其子女送入泰米尔小学，故其语言与文化的延续，应尚可持续。
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看，印度裔社会具有两极化的现象，除了有高低种姓（Caste）的内部等级，也有受英文教育或马来文教育的专业精英、富商与普罗大众之分。其中，占其人口多数的普罗大众，处境一般上不佳，如在2003年，有人便用第三等种族（TheThirdClassRace）来形容大马印度裔的地位。也就是，马来人是第一等，华人为第二等，而印度裔则更等而次之。实则，不少东马土著，也有二等土著的感觉。显见，大马有欠文明之处尚多。之所以会如此，主因则在于掌权政治集团搞的种族主义政策，而非一般人民很种族主义。伸言之，掌权集团是靠分而治之来巩固政权的。
吉令用语本无贬义
由于普遍上感觉受到歧视与亏待，印度裔普遍上均怀有不少怨气，也对他族对他们的态度颇为敏感。此点，也反映在对一些称谓上，如贱民（Pariah），吉令人（Keling）的反感中。就吉令人这个称呼言，本来是个中性的历史名词，它之会成为贬义词，与其说是用词不当，不如说它反映了对印度裔所持的一种偏见。也就是罪不在其名，而在于人们的态度。
按照AzharudinMohdDali在其《大马印度裔社会史》（Sejarah Masyarakat India di Malaysia）一书的说法（2012，马大出版社），早在马六甲王朝时，便已经有个吉令村（Kampung Keling），其人数至少有1000人。Keling或Kling这名词本指印度（Kalinga）。在马来古典文史中如《王族系谱》（即马来纪年）一书里，也用Keling这名词。
其实，在郑和下西洋的中国古书中，也有吉令港（可能是巴生港）这用语。这反映出，至少在15世纪时，便有不少印度人从印度东南部来东南亚经商，而伊斯兰在东南亚的传播，也与来自印度的穆斯林商人有关。此点，也可从印度穆斯林的广泛存在中得到证明。这些印度穆斯林中，有不少还在马六甲与苏门答腊的一些马来土邦中占有高位。一些马来王族，也沾有他们的血统。可见，吉令这用语本无贬义。
由于从印度来，东南亚的印度人中，以泰米尔人居多，Keling便也成了多指泰米尔人，以便与来自其他地区，如孟加拉（Bengal）的孟加里人（Bengali）有所区别。至于锡克人（Sikh），则多来自旁遮普（Punjab）省，只是孟加里也通指锡克人。严格来说，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只是，由于锡克人本身也没提出异议，大家也就积非成是地将错就错。
另一个常被混用的用语，则是吉地（Ceti）与Chettiar。在当代马来语，一般上把Ceti理解为皮条客或放高利贷者；其实，吉地是指自15世纪以来，便在马六甲生存发展的印度教印亚混血儿（Peranakan）。他们与华人的峇峇（Baba）一样，是当年单身男性与本地妇女的结晶，两者皆以马来语为日常用语，但又保留其传统的印度教信仰与华人民间信仰。
伊斯兰当年颇开放
此处也反映出，当年的伊斯兰是颇开放的，与穆斯林女性成婚也不必单向改信伊斯兰。至于Chettiar才是一般所理解的放高利贷者，他们主要在19世纪末期才来马来亚。其足迹也遍及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有时，他们也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
至于印度裔穆斯林，也有马来化的爪夷混血儿（Jawi Peranakan）与讲泰米尔语或其他印度语的穆斯林之分。已与马来人通婚的爪夷混血儿，因已高度马来化，一般也视为马来人，如前首相马哈迪便是一例。
至于尚未充份马来化的印度裔穆斯林（Indian Muslim），则一般上不被视为马来人，他们也为了争取本身的利益，包括马来人特殊地位，而在1976年成立了“大马印裔穆斯林大会”（Kongres India Muslim Malaysia，KIMMA），还试图成为国阵的成员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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