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族群结构的角度看,大马无疑是很丰富多样的,仅是东马砂沙两州,便可细分出几十种族。在西马,一般上虽说是由三大族群构成,可每个族群内部,也可细分出好几个次族群(Sub-ethicGroup)。
以印度裔为例,在2011年,其总人口有194万,占总人口的约7.3%;其中,泰米尔(Tamil)人占了近90%,其他如Malayali、Telugu、锡克人,及其他也个别占了约2%。从宗教信仰来看,有约85%为传统印度教徒,约8%与4%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此外,也有信仰佛教、华人民间宗教者及其他宗教者。在现阶段,有50多%的印度裔把其子女送入泰米尔小学,故其语言与文化的延续,应尚可持续。
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看,印度裔社会具有两极化的现象,除了有高低种姓(Caste)的内部等级,也有受英文教育或马来文教育的专业精英、富商与普罗大众之分。其中,占其人口多数的普罗大众,处境一般上不佳,如在2003年,有人便用第三等种族(TheThirdClassRace)来形容大马印度裔的地位。也就是,马来人是第一等,华人为第二等,而印度裔则更等而次之。实则,不少东马土著,也有二等土著的感觉。显见,大马有欠文明之处尚多。之所以会如此,主因则在于掌权政治集团搞的种族主义政策,而非一般人民很种族主义。伸言之,掌权集团是靠分而治之来巩固政权的。
吉令用语本无贬义
由于普遍上感觉受到歧视与亏待,印度裔普遍上均怀有不少怨气,也对他族对他们的态度颇为敏感。此点,也反映在对一些称谓上,如贱民(Pariah),吉令人(Keling)的反感中。就吉令人这个称呼言,本来是个中性的历史名词,它之会成为贬义词,与其说是用词不当,不如说它反映了对印度裔所持的一种偏见。也就是罪不在其名,而在于人们的态度。
按照AzharudinMohdDali在其《大马印度裔社会史》(Sejarah Masyarakat India di Malaysia)一书的说法(2012,马大出版社),早在马六甲王朝时,便已经有个吉令村(Kampung Keling),其人数至少有1000人。Keling或Kling这名词本指印度(Kalinga)。在马来古典文史中如《王族系谱》(即马来纪年)一书里,也用Keling这名词。
其实,在郑和下西洋的中国古书中,也有吉令港(可能是巴生港)这用语。这反映出,至少在15世纪时,便有不少印度人从印度东南部来东南亚经商,而伊斯兰在东南亚的传播,也与来自印度的穆斯林商人有关。此点,也可从印度穆斯林的广泛存在中得到证明。这些印度穆斯林中,有不少还在马六甲与苏门答腊的一些马来土邦中占有高位。一些马来王族,也沾有他们的血统。可见,吉令这用语本无贬义。
由于从印度来,东南亚的印度人中,以泰米尔人居多,Keling便也成了多指泰米尔人,以便与来自其他地区,如孟加拉(Bengal)的孟加里人(Bengali)有所区别。至于锡克人(Sikh),则多来自旁遮普(Punjab)省,只是孟加里也通指锡克人。严格来说,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只是,由于锡克人本身也没提出异议,大家也就积非成是地将错就错。
另一个常被混用的用语,则是吉地(Ceti)与Chettiar。在当代马来语,一般上把Ceti理解为皮条客或放高利贷者;其实,吉地是指自15世纪以来,便在马六甲生存发展的印度教印亚混血儿(Peranakan)。他们与华人的峇峇(Baba)一样,是当年单身男性与本地妇女的结晶,两者皆以马来语为日常用语,但又保留其传统的印度教信仰与华人民间信仰。
伊斯兰当年颇开放
此处也反映出,当年的伊斯兰是颇开放的,与穆斯林女性成婚也不必单向改信伊斯兰。至于Chettiar才是一般所理解的放高利贷者,他们主要在19世纪末期才来马来亚。其足迹也遍及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有时,他们也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
至于印度裔穆斯林,也有马来化的爪夷混血儿(Jawi Peranakan)与讲泰米尔语或其他印度语的穆斯林之分。已与马来人通婚的爪夷混血儿,因已高度马来化,一般也视为马来人,如前首相马哈迪便是一例。
至于尚未充份马来化的印度裔穆斯林(Indian Muslim),则一般上不被视为马来人,他们也为了争取本身的利益,包括马来人特殊地位,而在1976年成立了“大马印裔穆斯林大会”(Kongres India Muslim Malaysia,KIMMA),还试图成为国阵的成员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