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要衡量一个城市的治理和效率，观察它的捷运和地铁营运，是一个甚好的指标。但是，如果要体验一个城市氛围的活力、创意与精致，在东亚地区，我觉得可以用7-11便利店来作为参考。
不同地区的7-11各有特色，东京的就充满创意和整合行销，台北的展现优雅和人性化，香港的反映城市动感和生活机能，新加坡的则一贯表现了条理和务实，即使北京的也有它的现代感和时代性。
可是，吉隆坡的7-11在多数时候充其量只是一间有冷气的杂货店，跟服务、品质、城市机能的整合等等，甚少交集，也不见活力。连它摆在店内贩卖的熟食，你都不太放心购买。它给人的观感，就是缺乏进取、得过且过、没有期待、毫无质感；跟这个城市，甚至这个国家的实质情况，非常雷同。
马来西亚有如此的便利店文化，绝非这个国家孤立的个案，其实是它在效能与治理上其中一个侧面。近年我们在世界大学排行榜、PISA全球中学生能力测试、自由之家的政治与社会自由度评比、各国的新闻自由、贪污指数、黑钱外流、德士服务等一连串指标中，不就一一反映我国在治理问题上的种种危机与困境。
归根究底，这都是“政道”与“治道”双重崩败带来的后果。所谓“道”，简言之就是道理、方针、原则的意思。新儒家思想家牟宗三写过一部《政道与治道》，他指的政道，就是关于政体的道理，而所谓治道，则是治理天下之道，或处理人间共同事务之道。
在牟宗三看来，传统中国一向处于君主专制统治，没有发展出民主与自由，在政制和政体的观念上不发达，因此在政道上进步甚微。
马来西亚境况
可是，旧日中国虽在政道上远较西方落后，但在官僚体制和典章制度上则相当成熟，在文官治理上高度发达，吏治甚为进步。
他的结论是，中国传统上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吏治已至最高境界，但政治则始终进步不大。只有吏治，而无政治，虽然导致中国开不出民主花果，但文官体系的成熟，却有助于帝国的秩序与稳定。即使政道不彰，如无重大危机，要应付日常治理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回头看今日马来西亚遭遇的境况，吾人却可以看到，在政道和治道上，我国都面对严重问题。我们在政道上固然长期处于停滞，但更明显的退倒，则是出自于政府公共治理上的全面崩坏，亦即文官和吏治上的无能与失灵，造成政道与治道上的双重破败。
在政权形式上，我国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属于威权民主政体，或称竞争型威权主义，政治上则由巫统主导的一党霸权支配，兼具族群与宗教威权的保守性格。更甚的是，目前这种政体状态，不只停滞甚久，与世界趋势相较显得退步保守，而且权力日益朝少数朋党集团垄断。所以从政道的角度而言，我国可谓凋敝萎靡，不见振作。
然则，纵使在政体的民主和开放上进步不大，不代表国家会自动陷入难以治理、不可治理的低迷局面，关键在于政府的职能、效率与执行力。
新加坡、共产中国、民主化前的韩国、台湾，港英政府等诸多例子，都足以说明，非民主的威权体制未必无法提升治理水平。他们仍然可以培养出精良、高效能、专业化和有前瞻性的文官体系，有效落实政府的治理职能，也就是在治道上交出成绩。
政府的治理能力
但是，马来西亚在政道的发展上，不只与世界潮流违逆，毫不上道，在公共治理的品质方面同样使人失望，得过且过，缺乏进取，没有担当，国人对此应该不会有异议。观诸国内的治安、教育、交通、经济、基建、网速、卫生、公共行政、环境管理、市政效率，都没有多少优质可取之处。
治道萎靡不振的另一个面向，就是许多本来应该维护政经规范与公义的机制，也在威权淫威下自我弃守、弃械潜逃。例如司法之独立、选举委员会之中立、警政之正义、媒体之自由，反贪污机构之专业，学界之尊严，近年也都几近荡然无存，陷入公信危机。类似状况，无不加剧治道沦丧。
处身在低效能政府的治理之下，国人痛苦指数日增，社会不安因素上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不感受深刻。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政道凋萎，治道又败坏，加上文官爱钱，武官怕死的情况，很难避免沦为失败国家。
马来西亚距离失败国家行列尚有多远，国人可以自判，但我国早就陷溺为攫夺型威权，应该不算危言耸听。在经济发展上，国家既可以扮演发展的推手，但如果掌权者有其私心，国家同样会沦为攫夺社会财富的黑手，而“一个攫夺型的国家不会有能力培育新的成长引擎”。
我认为，在思考国家转型问题时，除了民主与选举之外，政府治理能力也是关键。因此，在追求国家愿景的时候，我们需要塑立以民主、公义和宪政主义为共识的“政道”，同时以效能、清廉和执行力为核心的“治道”。在争取民主化的过程，则要强调有治理能力的优质民主，两者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