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百胜楼一楼的小食中心,有一个卖酿豆腐的档口,告示酿豆腐6件,连同所选的面食,价新币4.2。顾客如果不要面食,则需至少7件酿豆腐,每件新币7角;总之,卖价仍是共银新币4.2。
这道市场的规矩,显然经过高人指点。卖一件、两件酿豆腐,和卖7件,材料的准备和煮食的过程是一样的,都有一个底价:酱料、汤料、煤气、碗碟。如果仅卖一件,显然不足弥补那一些开支。
地方政府的行政和管理之道,犹如这一个酿豆腐档口的买卖。分布南中国海两岸每一处大大小小的议会,不论直辖管理的户口多寡,其实皆有一套基本运作的既定底线。
不同的是,议会本身往往没有额外的选项,就是明知部门的资源安排,彻底不合预算的经济效益,也需提供既定的服务。了解此点,我们自可明白这个国家的地方政府部分困窘所在。
因为这样,中央往往不得不硬著头皮扶持之。马来亚大学Phang Siew Nooi的Financing Local Governmentin Malaysia(吉隆坡:马来亚大学;1997)之研究佐证,仅在1993年,中央资助了3244万;1995年则增至4454万。
然则,联邦资助的基础为何?国库是否按照地方政府名下的百姓缴交的年税,以同样的人口比率,回馈个别的议会,还是另有一套不同的配给方程式?不管怎样,读者可以因此明白,地方议会的赤字由来,背后存有结构性缘由。
Mohamed Affandi Ismail的研究所示,也是这么一回事:地方政府大约一半的收入,来自属下的产业税,20%是中央与州政府的拨款,另外二成来自杂费,5%来自准证,5%是租金。
扶持地方政府之道
但是,如果产业的总数不足,可想而知,议会必然因此受累。这个捉襟见肘的场景,正似酿豆腐档口的经营:不管是服务一户人家,和1万人家,大楼、水电、冷气、交通、职工,全有底价。这么一来,小型议会收支的脸红和尴尬,可想而知。
偏偏的是,个别收益丰厚的项目,往往接二连三地外包了。举例言之,Phang当年援引的统计显示,泊车费占了1993年八打灵地方议会大约8%的收入。但是,时至今日呢?
308民联执政雪雪州之后,名下12个地方政府,多达7、8个县市议会面对财务赤字。当中,巴生市议会据说一度濒临破产,已向银行透支700万令吉,支付2008年4至6月员工的薪金。
既见这一面面的镜子,我们自可明白国库如坐针毡之后,为何当下各个地方议会纷纷提高产业税率。一旦中央与州政府的拨款减少了,甚至不幸终止了,地方政府除了增税弥补之,还有什么选择?
当下吉隆坡市政厅2014年财政预算案,出现的2亿9270万令吉的赤字,所显见的,也正是这么一回事。尽管随著明年(一次过相当大幅度地)调高门牌税,预料可以赚取额外28%的收入,但是仍然钱不够用。
吉隆坡市长阿末费沙解释,部分原因在于市政厅为道路与桥梁工程,配给比重较高的拨款,达12亿9000万令吉;占了28亿预算案发展总开销的60%。那么,明年变本加厉,自不待言。
可惜,遵奉1976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令》,议会的地方议员虽然当家,实则并不当权。至少,中央税务和地方税务的征收,泾渭分明,恐怕不利144个地方议会的健全运作。
因为这样,争取国家税务结构的改变,恐怕才是扶持地方政府之道。例如,税金的比重,可否按照人口的比率,把三成回归地方政府?否则,则逐步减少公司和私人的税率,代之以地方议会税,如何?
诸如车辆缴交的路税,目前钱归中央发配;可是,一(大)部分的道路的维修和建筑,仍由地方议会的公共工程部门负责。仅此一件,读者自可觉察现有体制的不周之处,确实急待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