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百胜楼一楼的小食中心，有一个卖酿豆腐的档口，告示酿豆腐6件，连同所选的面食，价新币4.2。顾客如果不要面食，则需至少7件酿豆腐，每件新币7角；总之，卖价仍是共银新币4.2。
这道市场的规矩，显然经过高人指点。卖一件、两件酿豆腐，和卖7件，材料的准备和煮食的过程是一样的，都有一个底价：酱料、汤料、煤气、碗碟。如果仅卖一件，显然不足弥补那一些开支。
地方政府的行政和管理之道，犹如这一个酿豆腐档口的买卖。分布南中国海两岸每一处大大小小的议会，不论直辖管理的户口多寡，其实皆有一套基本运作的既定底线。
不同的是，议会本身往往没有额外的选项，就是明知部门的资源安排，彻底不合预算的经济效益，也需提供既定的服务。了解此点，我们自可明白这个国家的地方政府部分困窘所在。
因为这样，中央往往不得不硬著头皮扶持之。马来亚大学Phang Siew Nooi的Financing Local Governmentin Malaysia（吉隆坡：马来亚大学；1997）之研究佐证，仅在1993年，中央资助了3244万；1995年则增至4454万。
然则，联邦资助的基础为何？国库是否按照地方政府名下的百姓缴交的年税，以同样的人口比率，回馈个别的议会，还是另有一套不同的配给方程式？不管怎样，读者可以因此明白，地方议会的赤字由来，背后存有结构性缘由。
Mohamed Affandi Ismail的研究所示，也是这么一回事：地方政府大约一半的收入，来自属下的产业税，20%是中央与州政府的拨款，另外二成来自杂费，5%来自准证，5%是租金。
扶持地方政府之道
但是，如果产业的总数不足，可想而知，议会必然因此受累。这个捉襟见肘的场景，正似酿豆腐档口的经营：不管是服务一户人家，和1万人家，大楼、水电、冷气、交通、职工，全有底价。这么一来，小型议会收支的脸红和尴尬，可想而知。
偏偏的是，个别收益丰厚的项目，往往接二连三地外包了。举例言之，Phang当年援引的统计显示，泊车费占了1993年八打灵地方议会大约8%的收入。但是，时至今日呢？
308民联执政雪雪州之后，名下12个地方政府，多达7、8个县市议会面对财务赤字。当中，巴生市议会据说一度濒临破产，已向银行透支700万令吉，支付2008年4至6月员工的薪金。
既见这一面面的镜子，我们自可明白国库如坐针毡之后，为何当下各个地方议会纷纷提高产业税率。一旦中央与州政府的拨款减少了，甚至不幸终止了，地方政府除了增税弥补之，还有什么选择？
当下吉隆坡市政厅2014年财政预算案，出现的2亿9270万令吉的赤字，所显见的，也正是这么一回事。尽管随著明年（一次过相当大幅度地）调高门牌税，预料可以赚取额外28%的收入，但是仍然钱不够用。
吉隆坡市长阿末费沙解释，部分原因在于市政厅为道路与桥梁工程，配给比重较高的拨款，达12亿9000万令吉；占了28亿预算案发展总开销的60%。那么，明年变本加厉，自不待言。
可惜，遵奉1976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令》，议会的地方议员虽然当家，实则并不当权。至少，中央税务和地方税务的征收，泾渭分明，恐怕不利144个地方议会的健全运作。
因为这样，争取国家税务结构的改变，恐怕才是扶持地方政府之道。例如，税金的比重，可否按照人口的比率，把三成回归地方政府？否则，则逐步减少公司和私人的税率，代之以地方议会税，如何？
诸如车辆缴交的路税，目前钱归中央发配；可是，一（大）部分的道路的维修和建筑，仍由地方议会的公共工程部门负责。仅此一件，读者自可觉察现有体制的不周之处，确实急待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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