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值香港中文大学成立50周年，各院系举办的庆祝活动百花竞放。当中，历史系与中文大学可以说是同步成长，因而也迎来了50周年的系庆。作为庆贺与回首这半世纪的历程，系方订于本年12月举办名为“中大史学五十年”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一些曾在中大历史系执教的师长以及毕业生与会，发表的文章则以史学史式的回顾为主。
笔者作为中大历史系的毕业生，这次会议也滥竽充数其间；因为自己的教研兴趣在中华帝国的军事史，所以也就递交一篇有关中大历史系师生的军事史研究的回顾。文章发表时间是在12月，而且用英文写就，所以想利用这专栏提供的空间，向读者们以中文作一介绍。由于是介绍性质，这儿所谈的，与会议文章的取向也稍有不同。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谈的中国军事史研究，就本人兴趣及所学，只能限于帝制时代的中国。就是从秦汉时代开始，至于下限，则定于18世纪末。此因自19世纪以来，清帝国面对的战争对手，除了国内的叛乱以外，还有来自西欧的列强，而在中国的战争也因而逐步被逼转入新的或是欧式的战争模式，与此前的传统大有不同。至于说军事史，则取广泛的定义，包括一切与战争、军事文化、军事制度和人物有关的研究。
军事史研究热潮
说实话，中大历史系50年来都不以军事史研究而著名。创系一代及早期的史学家如钱穆（1895-1990）、牟润孙（1908-1988）、全汉昇（1912-2001）、严耕望（1916-1996）、孙国栋（1922-2013）等均以思想史、制度史，或是社会经济史等方面而名家。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大多承继师门的方向。笔者觉得，上述诸位史家对军事史研究兴趣缺缺，当然是因为个人的学术训练和研究兴趣有关，但也可能跟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有关。身处民国时代的战乱，多少可能让他们对战争或军事的研究有所回避。更重要的是，当中国文化，以至国家面对著自晚清以来的内忧外患及诸多挑战，不但是外国人，甚至中国人自身也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前途充满怀疑、迷惘，甚至轻视的时候，学者如钱穆等自觉对维护中华文化有所担当，向国人推广中华文化之美，重视文德，至于武力，也就不免不宜多言。
不过，也有在这系统培养出来的学者对军事史的方向深感兴趣。1970与80年代，新亚研究所毕业的罗球庆执教于中大历史系，带领了第一次的军事史研究热潮。罗氏本人精研宋史，先后发表的〈北宋兵制研究〉和〈宋夏战争中的蕃部与堡寨〉均对宋代的军事史研究有很大的推进作用。长篇论文〈北宋兵制研究〉更已成为了宋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在罗氏的教导与影响之下，他的学生之中，何冠环、曾瑞龙、伍伯常和赵雨乐后来均进入了史学研究的行列，其中三位现今仍在学界中活跃。曾、伍、赵三人跟随罗氏在中大历史系念硕士的时候，就撰写了宋代军事史范围的硕士论文，分别题为〈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中唐迄五代之军事传统与北宋之统一战略〉，以及〈唐末五代迄宋初三班官制之嬗变〉。何冠环的硕士论文虽然并非以军事方向为题，但他早对宋代军事人物有深厚的兴趣。因此，何氏多年以来，持续发表了多篇有关北宋武将的论文，当中一些已结集为《北宋武将研究》和《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二书。至于伍、赵二人，现于香港高等院校执教，也分别发表多篇以唐宋军事史为题的论文。
曾瑞龙开创新方向
罗门弟子中，当然以已于2003年因病早逝的曾瑞龙对中大历史系的军事史研究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有关曾氏的生平，笔者在今年5月于本专栏已撰有悼念文章，于此就不再重复了。曾氏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中大历史系任教。虽然他只执教了6年，但此期间，曾氏发表了多篇令人耳目一新的北宋军事史研究论文。说是耳目一新，是因为曾氏在传统史料分析的扎实功夫以外，还导入了在西方学习所得的军事史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曾氏强调科际整合，在其文章中的提问方向、观察角度，以至用语，也极为有别于此前的宋代军事史研究的中文论著，甚至可以说与其他中文的中国军事史研究相比，也是别出心裁。
笔者和不少曾氏论著的读者，在当年初接触其论著时，均深感震撼，感觉想不到中国军事史可以这样研究，还可以用这样的形式表达出来。虽然曾氏的三本专著：《经略幽燕（979-987）: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和《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此为其中大历史系的硕士论文整理而成），均于其逝世后才出版，著者本人无法回应读者就其中所提出的批评与问题，但此三书，特别是前二者，在宋史学界，以至在中国军事史研究方面，确是扮演了开创新方向的角色。
在曾氏的带领和启发下，当然有本科生和硕士生在他指导下，完成了唐宋军事史的毕业论文；也有并非他直接指导却深受他的教益而往军事史方向努力的学者，笔者本人即为其一，而另一中大毕业生梁伟基也在两宋军事史方面写出了多篇有份量的文章，大大推进了相关的研究。
笔者在篇首虽然说要回顾中大历史系的军事史研究，但结果似乎只是一篇宋代军事史研究的介绍。此当然因为中大历史系的两次军事史研究浪潮的领军人物均为宋史专家，影响所及，他们的学生们也自然是多以宋史为专业了。这样说来，所谓两次浪潮，其实也是因人成事。但由此亦可见历史学者在作为研究者与教师这双重身份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