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中国与香港多次办起两岸三地的研究生学术会议，每一次参与都认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友。会议期间的讨论，会后的鱼雁往返、资料交流，都是不可多得的收获。
2009年我与台湾大学中文系博士班的陈孟君、黄文青、吴昌政到中国南京大学参加“中国语言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联系我们，在会场常来与我们聊天的就是夏志颖兄。志颖与我都专研词学，那时我心力全投注在明清之际的遗民文学，而他则已专力于乾嘉词坛，也参与《全清词》编纂的工作。会议期间二人几乎是到了忘食的境界，每次用餐时间就是不停谈论词学，我们都熟悉文献，聊起来也就更加称心。
同时我也参与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严志雄先生带领的明清诗文讲论会，写完〈政治托喻与文化记忆——明清之际诗词中枇杷意涵试析〉后，我的注意力都放在搜集《枇杷图》上。偶然看见《迦陵填词图》，觉得有趣，也更符合词学研究，2010年年初，我便以《迦陵填词图》作为讲论会报告的题目，开始整理相关资料。而此时正好读到志颖的文章〈论《填词图》及其词学史意义〉，发表在2009年第5期《文学遗产》上，考稽源流脉络，是志颖的专长，读完这篇文章，可以掌握清初到清末《迦陵填词图》流传的状况，更可知《填词图》对词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我的方向则转向题咏内容与商邱陈氏家族，在2010年香港中文大学“明清研究新视野：明清研究中心研究生论文发表会”与2011年南开大学“观念‧视界‧方法——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第二届两岸三地博士生中文论坛”，以《迦陵填词图》分别发表两篇文章。
志颖后来到中国西南大学任教，这几年仍然可见他在词学研究领域默默耕耘。从〈声气标榜与清词复兴〉到〈沈德潜与乾嘉词坛〉，志颖总能从小处见大，注意到诸子互评与唱和活动对清初词坛复兴的影响，更注意到乾嘉诗坛影响力不小的沈德潜格调说对词坛产生何种影响，此二篇论文都是非得对《顺康卷》、《雍乾卷》有全面的了解，方能洞察。参与《全清词》的编纂校对，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我阅读《顺康卷》二次的经验也深知，唯有在阅读中才能注意到问题所在，发掘疑点与议题。
词学研究领域
而志颖最脍炙人口的研究往往是最基础的考辨，如孙虹《清真集校注》一出，有不少学人针对其中的系年、集评、笺注提出疑义商榷，而志颖〈《清真集校注》疑义举正〉一文，则对注文错误、缺漏、不妥处一一订正，并补充集评，且对于校勘、标点也提出补正。再如〈旧学商量加邃密——读《两宋词人丛考》〉一文，评价王兆鹏先生《两宋词人丛考》一书外，也商榷一处系年与补充一则材料，可见志颖的博学强记。
我的博士论文转向晚清词人群体研究，近日正在整理朱祖谋校勘的《草窗词》，便注意到《彊?丛书》中周密与张炎的词，朱祖谋都采用江昱的《考证》与《疏证》，便好奇去追索版本流传，比对朱氏《草窗词》与江昱《蘋洲渔笛谱考证》，也留意朱祖谋对江昱《山中白云词疏证》所做的十几条补充。
检索前行研究时，正好读到志颖〈《山中白云词》汪氏刊本及江昱疏证本考辨〉一文，这篇文章很精彩，前半部辨析历来藏书家与学者对“汪氏”、“汪中”、“汪容南”的误解，考证此汪氏并非汪中，而是汪中也，即汪?，并试图从各种资料考察汪?的卒年；文章后半部则透过王昶与相关资料得证《山中白云词疏证》并未刊行，也正是朱祖谋所见的稿本。此细节也唯有志颖心细能读出，并以他擅长的考证去得出令人信服的成果。对这几次的默契我也会心一笑，大概是词学研究的因缘际会吧。
扎实的文献基本功
从理论热到回归原典，是近十年来学界常呼吁的，而中生代词学研究者在词学史的建构、细论之外，我们也看见林玫仪、王兆鹏、孙克强、张宏生等诸位先生在文献基本功上扎实的一面，文献与论述是互为表里的，文献的功底不稳固，则论述的楼阁亦岌岌可危。而志颖则是与我同辈的青年词学研究者中能兼顾文献与论述者，也不断警醒我必须更加努力，迎头赶上。
或许词学研究被视为古典文学研究中较传统且较封闭的一块领域，但自晚清以来，我一直都认为词学研究者正以这最朴实、最坚定的步伐在面对这外在世界。词要眇宜修的特质，不仅对创作者而言，对研究者亦是如此，以无声的姿态面对外在的众声喧哗，这也正是在各种文类发生剧烈变化时，词仍不变，并成为黑暗时代文人的心灵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