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在《东方生活》读了〈守护大马华语规范，千夫所指亦在所不惜〉一文，对马来西亚规范理事会成立的目的与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更早以前，《东方名家》刊登过由邱杨二人作为两方看法的代表，对“舞狮”与“狮子舞”之争及由此带出的核心问题，即本地语言规范应该遵循本地语言事实还是以中国为标准的讨论。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理事会的观点有不少是我不赞同的。这次心想既然副标题都写著“千夫所指”，那不认同的人自然就是“千夫”的一方，应该有资格，也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意见。毕竟谁错怪谁都不好。
大概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觉得一个语言应该要有的形象。理事会的主要问题在于把心目中的语言形象强加于群体，无视于社会语言事实。语言包含语音、词汇，和语法三要素。就汉语来说，学习这门语言最重要的是掌握词汇，因此华人学习母语传统上最重视识字。一个人只要掌握好华语词汇（识字程度高），他就能与人沟通、写作，或是教授语文课。他不会意识到自己对语言的认识是片面的。对语言的片面认识大概是理事会把规范工作都专注在词汇上的主因。但也许是因为工作参与者对华语的了解只停留在识字的阶段（识字教育），而不深入研究词汇的性质（词汇学）的关系，本地词语规范的工作也出了不少问题。
从一开始的报章媒体统一用语的工作，到之后的制定规范词语的工作，理事会都无法跳出他们对语言狭隘的认识。统一用语的问题主要还是方法层面上的问题。与之相比，语言规范工作对语言教学影响更大。要讨论语言教学的课题就得把语言的其他要素（即语音和语法）纳入考虑范围，这自然加深其对语言整体的概念模糊、认识片面的状况。文中“语文是活的”一番言论就证实了这一点。也因为这样，理事会的许多言论都是自以为有理，其实当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
自我矮化的思想
比方说，理事会一方面说要保留语文的本地特色，另一方面又说要以中国为标准；一方面说要尊重语言及文字所传承下来的情感文化，一方面又说希望下一代能习惯新制定的规范。从这些自相矛盾的言论就能看出，理事会对规范化工作的方法不认识，也不了解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后果的严重性。
理事会强调名从主人是语言规范工作最重要的原则。这里头的主人是谁？从副标题来看，主人指的显然不是每日都在使用这个语言的人民。“要去规范之前人们所习惯的错误，在纠正的过程中，往往会引起很多社会上的批评”，规范的标准最后都由理事会硬性规定。相当明显的，这里指的主人就是要“守护”这套规范的理事会本身。那这主人的规范标准是什么？文中所提供的唯一线索就是中国的标准。从邱杨论辩一系列文章提出的例子，我们确实能够看出这一点：“原燕”是对的，“毛燕”是错的；“红豆刨冰”是对的，“红豆冰”是错的；“豆腐脑儿”是对的，“豆花”是错的。既然本地特色是“人们所习惯的错误”，那就应该纠正过来。自相矛盾的原来只是表面的言论，实际的操作可一点也不矛盾。“令吉”是唯一的例外，也是理事会提到“名从主人”原则时都会提出的例子。
在对语言规范工作性质和语言词汇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不难理解为何理事会会提出以中国为标准、纠正用词错误等看法。所谓的“中国标准”既然不符合本地的语言事实，所制定的规范词语自然就不能令人信服。词汇带有地方色彩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语言是社会现象，词汇所包含的意义反映了社会事实。以文中所提所谓保留下来的有本地色彩的“巴刹”一词为例，“巴刹”本来就是本地通用的词，用不著刻意保留，更不需要特地提出“菜市场”，再来从中择一。更严重的是，选择规范标准和判断用词对错的背后涉及了自我矮化的思想。例如文中提到“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更加强调，协会已得到中国语言文字委员会以及中国科技术语名词委员会的认可，是有能力拥有语言的文化特色及在地性色彩”。原来所谓的本地特色，都是经过中国的认可，才能够保留下来的。
应保留区域的特色
从邱杨二人提出的一些例子来看，本地和中国在词汇上的差异大概可以粗略地分成两类。第一类体现在事物在本地原有的，也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名称，如“豆花”、“脚踏车”、“毛燕”（与“豆腐脑儿”、“自行车”、“原燕”比较）等。这些事物的名称都是本地惯用通行的，应该继续使用。新加坡就基于这个原则而保留了“回教”及“胡姬花”等词。第二类体现在新兴事物的称谓，这类词语并未深深扎根，或者几种形式之间交错使用的，如“简讯/短信”、“博客/部落格”。如果理事会真要过规范瘾的话，可以从这第二类方面下手去做。这项工作能给理事会止止瘾，也不至于给本地华语发展带来太大伤害。
另外，统一本地特有事物的译名的确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理事会应该把工作专注在本地还没有音译名称，或是译名不统一的事物上。将译名统一可以避免产生混乱，给本地事物原有译名改名却能导致混乱的产生。既然知道汉城改名首尔曾引起过巨大争议，那理事会就应该从中借鉴。还是说混乱和争议才是规范瘾的止瘾剂？再说，汉城改名首尔可说是韩国近来重大的“去汉化”事件。韩国自40年代就开始在学校推行“去汉字化”，禁止汉字教育。因为这样，现在越来越多韩国国民都成了“汉字盲”。在讨论本地华语规范的课题上引用完全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例子，再一次证明了理事会不了解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后果的严重性。
既然理事会承认参与工作的人大多是义务及业余的，那在工作参与者缺乏专业训练的情况下，理事会不但不接受社会的批评，还能提出“千夫所指亦在所不惜”这样的精神。我们可以看出，理事会的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不了解语言，他们真正的问题是自以为对语言了解充足。缺乏专业训练、不合理的规范标准，加上自我矮化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果就是“各界都有统一的默契与共识”的相关单位，“跟著该模式运作”，大大提高了本地华文水平。
10月6日，在马大中国语言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代表现代组作总结的胡范铸教授提到，不同区域的华语都有各自的特色。这些特色应该要保留下来，没有必要按照中国的标准。胡教授指出，英语得以成为国际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英国没有强制其他区域的英语变体跟随英国的标准，任由它们自由发展。要是理事会的成员都在场，听到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权威的看法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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