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董总准备到国会拉布条抗议，并呈函首相纳吉，要求政府正视与解决华教当前的问题。这是继325华教抗议大会、520关丹复办独中大集会到725昔加末复办独中大会后，差不多每两个月就有抗争活动的另一波诉求。
前3次的诉求，可说登高一呼，群山响应。华团纷纷表态支援，在华教课题上，没有人愿意掉队。
这次的抗议，剑指副教育部长魏家祥，以致要华团表态是否出席926，个个顾左右而言他。魏家祥不少朋友在华团，董总声音再大，政府不会应声把魏给“斩”了。华团领导还是识时务，不愿得罪“官人”，与其跟魏过不去，不如给双方留点馀地。
魏只是贯彻政府政策的执行人，一个魏走了，另一个魏来了，周而复始，换汤不换药，结果还是一样的。
尽管魏处理华教问题不当，言而无信，操守有问题，325华教大集会诬赖被人打更是“形象大跌”。董总希望他引咎辞职，但对挺魏的马华党员而言，上述问题他们不会看在眼里，就是首相知道魏家祥处理华教事务“一塌糊涂”，政府要将他辞退，也得看马华的态度，搞不好，他还可能大赞魏干得好。
要换人，说来容易，但要换谁取代？若首相突然问，你们要谁接其位，恐怕董总将无从回答。
华教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果看清政府的“单元主义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就知道把魏当靶子意义不大。
马华当家不当权，由来已久。关丹独中的申办，从“华文独中”摇身变为“私立国中”，为了自圆其说，硬是说“办了再说”，与自欺欺人无异。如果政权易手，关丹独中就有望水到渠成的“名正言顺”。难道关丹独中工委会成员已经“心中有数”？准备协助“易权”？那“易权”就多了一点希望。
董总诉求是否合情合理？
真正对魏有威胁的，是准备来届大选，力促选民在魏及马华出战的选区对他们投不信任票。这也就直接使马华在大选损兵折将，间接使马华在民联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不得不正视民间的力量与诉求。
作为一个从政者，做不好面对群众千夫所指，不可避免。毕竟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必然要为民众所监督。
马来西亚人民力促两线制，就是希望国家有望实现政党轮替，也只有政党轮替，才能打破政治的魔咒，才能改变不满的现状。
治安不靖，匪徒横行无惧，难道政府没有责任？
国债攀升，国民负债累累，难道政府没有责任？
贪污严重，朋党勾结舞弊，难道政府没有责任？
打压民间非政府组织，选择性办案的政府，难道人民可以不闻不问？
民间反环境污染群众运动，难道政府可以无动于衷？
要一个公平干净的选举，难道政府可以随意定调为“反政府”？
在争取华教的公平权益上，董总一向不落人后。926的大集会是否应政治的需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董总的诉求是否合情合理？华小的师资、董事会主权、拨款、增建已是老掉牙的问题。承认统考文凭、复办独立中学等也是经年累月一再被政府忽视的问题。尽管示威与抗争难一时获得解决，但如果华社不在这时展现团结的力量，向当政者施压，你敢期待政府会轻易俯顺民意？
华社不应让董总独行
有人形容董总的举动，有如反对党。民间组织的诉求，不可能讨好。而如果反对党能接纳董总的诉求，董总根本不必畏惧被标签为好像“反对党”。
当前的政治形势转变，两线制的隐然成形，如果执政党仍然“高不可攀”，董总更应乘势结合反对势力寻求政治的路径，以期为一劳永逸解决华教数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董总不必为政党服务，但政治的氛围已使董总无法抽离其身，必须寻求政党接受其诉求，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的政党，以作为支持与动员力量的依据。
董教总在1982年曾经号召“打入国阵，纠正国阵”，以期走出华教的困局，但最终没有成功纠正国阵，反而被国阵纠正。走了30年，华教有看到光明了吗？如果华教至今没有发展得更好，或没有符合董总数十年抗争的成果，是否是政治形势所逼，还是政府“没有融通”的政策使然？如果是的话，那政治形势不改变，华教的斗争不论付出再大的努力与牺牲，最终也将是缘木求鱼？
926的大集会，董总号召华教支持者的踊跃出席，由于没有获得教总的认同，使得华社无法不联想到董总与教总的渐行渐远。在这节骨眼上，教总离队显然非明智之举。
我们期望华社不应让董总独行，华教的队伍尽管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在大是大非上，不应分你我。希望叶新田与魏家祥和解，已无关意义。
要问的应该是华社要什么？董总又为谁而战？马华在朝，出卖了华教，还是确实争取了华教应有的权益？
从独立至今，政府的高压，一党的独大，政治的改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显著，为何我们华社不能在这个政治大气候下团结一致，共体时艰，一举壮大力量，向政府要“权”（基本人权与母语教育权益）？
如果董总需要在各报大作广告才能号召群众参与，确实是华教的危机，也是华人社会的一大警钟与隐忧。
如果我们认同华教不能后退，926请给董总更大的力量，以抗拒政党的干扰。
只有杂音能归于统一，典当华教的历史才可能不会“复辟”。
谁最想看到分裂的华社，以坐收“渔利”？还请华社及华教工作者认真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