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约三十多名学生、社运人士与公众在国会大厦外集会，高喊“下台，下台！”，并递交备忘录，要求教育部长法迪娜辞职，他们促请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重建公众对教育体系的信心。青年性别倡议组织“Pocket of Pink”更发出最后通牒，若教育部在30天内仍未落实改革诉求，部长便应引咎辞职，让能重塑信任的人接任。
这场抗议背后是我国校园安全危机的全面爆发。教育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校园霸凌案件高达7681宗，比前一年激增五成，其中中学占5689宗，几乎是小学的三倍。2022年为3887宗、2023年4994宗，数字连年攀升。冰冷的统计背后，是一幕幕令人心碎的悲剧。
八月，拉曼理工大学两名学生先后坠楼轻生，家属指称其中一人曾遭霸凌；七月，沙巴一名13岁女生坠楼，同样疑与霸凌有关。更早前的国防大学惨案——学生被同窗用熨斗烫死——成为全国首宗因霸凌致死的校园事件，震惊社会。
撰写备忘录的“安全校园秘书处”指出，全国学生安全危机已非单一纪律问题，而是“系统性失败”。他们呼吁政府立法防治霸凌与校园性骚扰、强化心理辅导、建立匿名举报机制，并定期进行校园安全审计。马来西亚教育家长行动小组（PAGE）主席诺尔·阿齐玛直言：“霸凌往往始于家庭，学生从父母身上学到霸凌，并在学校中被进一步强化。”
然而，真正的关键不在于个别政策的修补，而在于政治问责。团结政府内部有议员认为教育部长辞职无济于事，但这种说法恰恰忽视了“政治责任”的核心意义。
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部长为其主管领域的系统性失败承担责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2014年，韩国总理郑烘原基于“岁月号”沉船事故导致304人罹难而引咎辞职；2021年，台湾交通部长林佳龙在太鲁阁号列车出轨造成49人罹难和309人轻重伤事故后请辞，出于对公共信任的尊重，没有部会首长会借口以辞职于事无补来逃避责任。政治责任并非寻找替罪羊，而是制度自我修复的机制。
如果部长高薪在位，却无需为失败负责，政府运作便会失去反省与改进的契机。问责的意义，从来不是“让谁下台”，而是“让制度重新启动”。
校园安全，不只是教育议题，更是政治伦理的试金石。教育部长辞职，也许无法立刻终结霸凌，却像征一个政府是否仍有面对错误、承担责任的勇气。只有当政治人物愿意为失败负责，人民才会相信，下一代的校园不再是恐惧的温床，而是希望的起点。
毕竟，身为政务官的部长承担政治责任，并非承认有罪，而是履行一种道义义务——超越政府的盘算、政党的利益，乃至个人的前途。这正是政治文化能否成熟的关键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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