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巴生老友会请到陈美萍博士来主讲《大马的族群关系》。何以要用族群(Ethnic Group)而非一般所讲的种族(Race),是因为,按人种学的分类,大体上可分为蒙古人种(Mongoloid),高加素人种(Caucasoid)(即白种人)与黑种人(Negroid)3大类,而大马的主要文化群体如马来人、华人等,皆属于蒙古人种。
在多元种族与族群国,如美国,在论及黑白关系时,常见到种族关系,而论及英裔、德裔、法裔美国人关系时,则多用族群关系。在大马,学术界也常用Ethnic Relation∕Hubungan Ethnik字眼。至于族群与民族又如何区分?据笔者所知,这2个词是可以通用的。之所以,在英文,Nation(即民族)这个字眼,是个多义词,可指部落民族、国民、国族或一般意义的民族,是个易引起混淆的用语,这也是何以学术界要改用Ethnic这用语的主因之一。
在中文,本无民族这用语,最早见之于1895年的《强学报》,很可能是从日本引进的。中国古人虽有民、种、类、族、种人、种落等用语,却从不把民与族合起来用。人也常用汉人、唐人、宋人等自称,而无中国人这种现代主权国家观念,即便是中华民族这用语,也是1911年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后,才出现的用语。伸言之,尽管在3000多年前,便已有中国这用语,但,作为国号,还是20世纪初期的事。据知,在1920年代,中国的文人间,便曾出现过有关国号的争议,如应否用震旦或支那等字眼。至于支那这用语,一般认为,这是日人用来称呼中国人的贬义词,可这用语原是中国古代僧人所创,而其创词根据,则是China,即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称呼。
不同的“想像中国家”
同样,据笔者所知,在当代中国,一般上习于用民族这用语,而较少用族群,且中国人对民族的理解,多采用斯大林的民族4大要素论,即拥有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等。
惟在台湾,则流行用族群来区别外省人与本省人,即把1949年之前先移民到台湾的汉人称为本省人,而把之后,随著国民党大军移来的各省汉人,称为外省人。
这种以先来后到,来区别本土对外来的做法,是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惯用手法,包括大马在内。这种区分法实含有争夺资源分配的用意,也是政治斗争的便利工具。
回过头来看大马,国民之间有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其实在本质上,也涉及资源分配的准则。按美萍的说法,在独立时,非马来人认为,当时新独立的马来亚应是个新国家。惟马来人则坚称,这不是新国家,而是英人要还回权力给马来王朝(Kerajaan)。
据此,马来人应享有特殊地位。非马来人不仅在政治上得承认马来人的支配地位,在其他方面,如文化、语文,也应如此。这就涉及了不同的“想像中的国家”的争议。
至于国民应如何团结,也可从不同层次来看,如不同族群间的团结,仅止于政治认同,共同关心这个国家的现状与未来,抑或是,应包括私人生活领域方面的同一化?此外,也涉及了A+B+C=A,或A+B+C=D,或A+B+C依然等于A+B+C的国族观。
大体上言,华人普遍上是认为,华人已有学马来文,也普遍上懂得马来文,更无质疑马来语为国语的动机;因此,让华校生存发展,应是合理公平的,惟也有不少本国的其他人,包括一些华人认为,应把各族放在同一学校,或至少是宏愿学校,让他们多接触,以便经由接触而相识相亲;只是,若公共政策有土著与非土著之分,接触论(Contact Theory)自也无助于促进国民团结。
约言之,一视同仁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接触论、宏愿学校等,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多此一举的。
美萍还提到,美国也已从熔炉论(Melting Pot Theory)转向多元文化的方向;且从教育的角度看,就普通家庭的小孩子言,用母语学习应是更有效的。对此,笔者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一般条件的非华裔而言,若他们进入华小,会否影响到他们的学业?甚而至于因赶不上学习进度,而产生挫折感?
此外,也有人提出,若送小孩进华小,目的只在于学华文,而非中华文化,那是否应把学位让给有心学华文及华人文化的华人学童?这就涉及了教学法,及如何管理多元文化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