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来西亚客联会于2006年在槟州客属公会的3楼设立“客家文物馆”后，我就期望能不断地充实史料，使之更能反映出客家先贤的奋斗历程和贡献，但我们延至6年后才成功地把一位客家首长的生平事迹列入文物馆内。为什么呢？这里有一段故事：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位叫王得评（Peter Wong）的人申请加入槟州客属公会，并向我询问怎样设立一座纪念馆？因为他在市区内租下两间店屋（Bawasah Road），一间辟为客家餐馆，另一间辟为纪念馆。
探问之下，原来他是槟州第一任首席部长王保尼的第7儿子，有意为其父亲设立纪念馆。由于他心意已决，我只能告诉他怎样收集资料和怎样用现代科技展示其父亲的重要事迹。后来他在朋友的帮忙下，在同年的8月31日推出“王保尼纪念馆”，其客家餐厅也开张了。我应邀前往祝贺和参观。但见地方狭小，只是一间店屋的前半部，展示的照片不多，文物也少。因此只能想像进来的客人多是为吃客家佳肴而来，才顺便参观一下。
过了一段日子，不到两年这家餐馆贴出告示说易地为良，转到外地营业，连带纪念馆也暂时停止开放了（那时是2009年）。除了感叹之外，也只能说一声：人走茶凉。王保尼纪念馆被遗忘在一个角落中。我在今年初的时候，约见了王得评，告知有意把王保尼请进客家文物馆。他回家商议后表示赞成并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较早时阅及报章说陈祯禄（马华创党会长）纪念馆一波三折，好像尚未落实开放。同时，我从报上得知李孝式（首任财长，《中国报》创办人）的家人把其历史文件送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似乎意味著马来西亚不流行为名人“立传竖馆”。还有最杰出的第2任首席部长林苍祐逝世一年多后，尚未闻林苍祐纪念馆之设。若让时间流逝，恐怕资料和记忆也会逐渐消失的。因此我们期望通过王保尼纪念厅的设立能起抛砖引玉作用，让林苍祐纪念馆更快地设立起来。
逃到槟城的太平天国客家人
为了不让历史留白，我们用半年有余的时间打造王保尼纪念厅，以让人一新耳目，重新认识一个在许多人眼中已经陌生的王保尼。这间纪念厅终于在9月15日恭请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开幕，曹观友行政议员代为主持。
在纪念厅内，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历史：王保尼（1911-2002）出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的年代。这一年正好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命运，也改变了王保尼的命运。巧合的是，孙中山是基督教徒，而王保尼的家族一向以来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在这方面也多少受到太平天国洪秀全革命的影响，洪秀全提倡拜上帝会也促使他的子弟和随从成为基督上帝的子民。当太平天国（兴起于1851年）在1864年失败后，许多客家人就往外逃，以避开清朝的追剿。有一部分太平天国客家人就这样辗转来到槟城，更有一批人移向浮罗山背生活。因此天主教得以在浮罗山背落地生根也与此有关。这座天主教堂距离今天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一群人中，有一位叫王毅的客家人，也是天主教徒。他收养了从中国嘉应（梅州）飘洋过海来到槟城的王如进。就这样，王如进在浮罗山背开始他的务农生活。王如进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他在20世纪初（约1900年）离开他的养父举家搬来大山脚，开始涉及木材业生意，而后成为建筑承包商。在大街（即今日的余水清路）建造自己的砖屋。
在1911年10月7日，王如进夫人诞下一名儿子，取名为王保尼。到了启蒙年龄，王保尼被送进日新小学受华文教育，只读了3年就转入英华学校读英文。中学时转至槟岛圣芳济学校。在1931年考获剑桥文凭，又于1933年考获高级剑桥文凭。毕业那年已经22岁了，在今天看来是超龄生。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教会书记，后又转至巴士公司任职。1955年在威中巴东丁宜圣玛丽教会学校当英文教师，一直到1941年日本南侵。
报答林苍祐扶持恩情
1942年王保尼迎娶第一位太太林明红，但3年后病逝，遗下两名子女。1949年，王保尼娶第2任太太刘秀金，前后育有8名子女。王保尼一共有10位子女，算是多产的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王保尼进入大山脚金星华小教英文，一直到1957年。
在担任教师期间，王保尼之所以参与政治完全是林苍祐促成的。当林苍祐在1951年组成急进党，在同年派人参加乔治市市议会选举胜出6席后，就积极参加其它地方议会的选举。1953年他鼓励王保尼在急进党名下参加威中地方议会选举而在大山脚胜出，奠定了他从政的基础。
1954年他跟随林苍祐参加马华公会，并在1955年被林苍祐（担任槟州马华及联盟的领导人）推举为州议会大山脚区候选人（因尚未独立，槟州议会只选14名议员，剩下10名由英殖民政府委任）。
选举结果联盟全胜，林苍祐与王保尼成了民选州议员，而且林苍祐还被选为首席议员（相等于今日的首席部长）。由于林苍祐志向高，一心要成为全国华人的领袖，也就在1957年时婉拒东姑阿都拉曼（首任首相）的建议，不出任槟州第一任首席部长，反而推荐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这对王保尼而言是从天而降的馅饼。一个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一名不是党领袖的议员竟然被相中。就这样，经过联盟的内部投票和安排后，王保尼也就在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时，正式出任首席部长。因为对林苍祐的感恩戴德，王保尼始终欠林苍祐一个无法偿还的“巨情”。1960年，林苍祐离开马华时，王保尼没有追随。较后林苍祐组新党（民主联合党）与王保尼打对台。
虽然任谁都想不到政治师徒变成政治对手，但后来终于有机会让王保尼报答林苍祐的扶持恩情。那就是在1969年大选后，王保尼领导的槟州联盟输得只剩下4席（全属巫统），而马华也全军覆没，被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民主联合党解散，另合创民政党）一举攻下，槟州宣告变天。
本来政党轮替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问题在于选后国家政局呈现不安，有预感政治有变下，王保尼在10日晚（10日凌晨大选成绩已全出炉）亲自拨电林苍祐，请他在5月11日到州元首府就任首席部长，因为他要呈辞，而直接由林苍祐顶上，以免出现政治真空。林苍祐也就在那一天早上亲自驾车到州元首府，顺利地宣誓就任首席部长。他留下的“老Ford车”就由其挚友朱炳钦（当时的《星洲日报》驻槟采访主任）驾回去。留下一段美丽的故事。
果然两天之后，吉隆坡爆发“513”冲突悲剧，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民主中止。如果王保尼不及时交棒，会有什么结局我们无从猜测，但拿得起放得下的王保尼体现了客家人的政治道德，也坦荡荡地把首席部长交回给林苍祐，前后他“替”林苍祐“保管”了12年，才交回给原来的“他”。政治的波谲云诡，莫过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