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的三黄是黄声梓、黄增安与黄增霆。三人皆是来自砂拉越诗巫省的福州籍。黄氏三人皆已作古，但他们对砂拉越的政治有著一定的影响，因为他们都是婆罗洲共产党的成员与领导人。
砂拉越的左翼运动虽以砂拉越解放同盟为先导，但在拉让江流域诗巫省区，婆共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森林武装斗争时期，婆共与砂共（后改称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一度密切合作，稍后婆共成员也多归砂共领导。
（一）黄声梓
先讲黄声梓。声梓早岁从中国南来，战后在诗巫一度出任过《诗华日报》编辑。声梓在离开《诗华日报》后，于1956年创办《新民报》。该报大量报导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动态，逐渐受到读者欢迎。其左倾的言论遂引起当时英殖民政府不满。刊行一段短时间后，《新民报》即被封闭，声梓随之在1958年被驱逐返回中国。妻儿则留在砂拉越。
返回中国后，声梓一度在福州的侨联任职。60年代初，他经常来到香港。那时我正在香港半工半读，间中写些评论投于《大公报》。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经一位朋友介绍，认识了声梓。
那时期，砂拉越的反殖斗争运动逐渐加剧，黄增霆也来到香港，声梓也就常与增霆会面，偶尔我也与他俩在一起。但这已是后话，稍后再加以述之。
声梓到香港，或许具有别的任务。他一度住在港岛北角区一间宽大的独立屋。1962年12月，汶莱人民党起义，事变遭到英军及雇佣兵团镇压。英殖民地政府乘势对付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及砂拉越解放同盟成员。为此，砂拉越解放同盟号召成员越境到印尼，接受军事训练，准备武装斗争。1963年初，这场武装斗争即行展开，反对英国殖民地统治，同时对抗马来西亚的成立。
“国际间谍”之祸
大约在1965年左右，声梓从中国潜往印尼，加入砂拉越人民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印尼在1965年9．30政变之后，右翼军人屠杀了大批印尼共产党员，砂共的武装斗争局势逆转。
在稍后的两三年内，砂共成员不得不设法潜回砂拉越，继续在国内进行武装斗争。但声梓却选择留在印尼山口洋，并与一印尼华籍女友结婚。越数年，声梓不幸被捕，他被怀疑是“国际间谍”而遭到印尼当局折磨拷打，身受重伤。稍后在砂拉越友人的帮助下得以出狱，大约在1980年代中，声梓在山口洋去世，留下遗孀及孩子。林严华在其回忆录中曾对声梓在印尼的活动有过记载，为声梓的战斗生活留下些许片段。
（二）黄增安
黄增安的一生甚为传奇。他于1914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闽清县。抗日战争时毕业于中国暨南大学化学系。那时暨南大学的校址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暨大才搬迁到广州。增安在上海时应该已接受了左翼革命理论影响。毕业之后，他来到诗巫，与母亲相聚，并且娶了同学李筱英为妻。筱英是一位貌美的现代女性，外语能力强，那时期，诗巫还是一个落后的乡镇，李筱英大约住不惯，一段时日后，她移居新加坡，此后与增安离婚。
1938年，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与夫人王映霞闹婚变，郁氏南来新加坡，在《星洲日报》当主笔兼文艺副刊编辑，同时投入抗日宣传工作。李筱英那时任职新加坡英国新闻部，而郁达夫刚好替英国新闻部编刊物，两人由此相识、相知、相惜，稍后似已赋同居之爱了。
日本侵略者南侵，新加坡沦陷，郁达夫与多位文化人包括胡愈之、金丁、巴人等都避居印尼苏门答腊。1942年初，李筱英在新加坡沦陷之前，就安全随英军撤退到荷属爪哇，后来又前往印度。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前夕，郁达夫遭日寇杀害，郁李的一段恋情成为战乱时代的悲剧。
回头再说黄增安，战后增安一度在诗巫的华文中学执教，他教学认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1959年6月，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成立，该党的左倾政治路线，号召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砂拉越的自治独立，给砂拉越社会带来极大冲击力，黄增安也投入这场反殖斗争。
时局不断变化，1962年12月，汶莱人民党起义，遭到英军镇压。砂拉越许多左翼人士同时遭到逮捕监禁。1963年初，砂共成员集体越境到印尼，接受军训，准备武装斗争。
枪杆子里出政权
黄增安在1963年离开诗巫，潜入农村，在民丹莪一带组织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他认为“枪杆子里出政权”，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婆罗洲共产党”大约在50年代末成立，在拉让江流域一带从事地下活动，黄增安是主要领导人。1963年末，他在民丹莪东莱坡一带领导的武装斗争受到政府军重挫，斗争虽处困境，他仍坚持信念，便受邀参加砂共（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增安早年读的是化学系，懂得制造武器弹药，因此在部队里他主要是负责武器的制作。在部队里，增安的年纪较大，受过较高的教育，同志们对他敬重有加。
60年代末，拉让江流域武装斗争加剧，政府时常在一些乡镇地区颁布戒严令。1970年8月，诗巫下游双溪美禄一带实行长达70多天的军事戒严，农村人民苦不堪言，据报导称，黄增安就在这段期间的一次突围驳火中牺牲，在他的掩护下，其他的同志则安然突围。增安献出宝贵的生命，为其烈士的斗争行迹写下悲壮的一页。
（三）黄增霆
黄增霆是增安令弟。年轻时增霆到上海进入圣约翰大学深造，读的是经济系。那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战后增霆毕业返回诗巫，一度经营交通运输业。1952年，更与友人联合创办《诗华日报》（《诗华日报》是在1955年由刘会湘承顶）。那时诗巫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读报未形成风气，报业长期处于困境。
不久，黄增霆来到古晋，在古晋浮罗岸路开设一家上海式的五月花理发院，并在乡下开辟池塘养鱼，经营农场。他的夫人张秉德则在砂拉越广播电台任职。秉德与增霆在上海读书时认识，婚后随夫移民砂拉越。
1959年人民联合党筹组成立，增霆积极参与筹组，诸如协助党草拟党章等工作，并且一度出任党部的执行秘书，这或许是他人生旅程中最积极的一段时期。
60年代开始，砂拉越反殖斗争加剧，殖民地政府加大力度施行各种严酷的法令。大约在62年初，增霆来到香港，或许他负有一定的任务，就在这时，我认识了增霆，时相过从。那时期，他努力阅读一些理论书籍，也常与我谈论砂拉越政治局势及其未来走向。增霆与黄声梓是旧识，也是婆共负责人，对砂拉越革命斗争有高度期望，也希望北京当局能支持婆共的斗争，但北京当局对砂拉越解放同盟（砂共）早有联系，对婆共的认可程度也就不置可否，增霆对此颇感失望。
此后，增霆一度有长居香港的打算，不过在1974年斯里阿曼行动之后，局势有所改变，增霆一度返回砂拉越，并且计划移民外国，对砂拉越政治似已不再有何期望，不久他即移民加拿大。
增霆的婚姻生活似乎并不愉快，我偶然遇上张秉德时，她总是伤心地诉说增霆的不是之处，但他们的感情与家务事，外人难以置喙，而他俩终也离婚，这或许因为增霆多浪漫情怀，不愉快之事也多由此发生。
增霆在移民不久之后，听说已过世，他的一生与增安的烈士生涯，大不相同。而黄声梓坎坷的生命，更令人唏嘘。倘不是生逢乱世，他们都可以另有一番作为。然，生命何其匆匆，徒呼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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