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际新闻道德信条》中指出：“报业及所有其他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他们应当尽可能查证所有的消息内容，不应该任意曲解事实，也不故意删除任何重要的事实。”并且强调如“任意中伤、污蔑、诽谤和缺乏根据的指控，都是严重的职业罪恶；抄袭剽窃的行为亦然。”（参考李良荣著：《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二版，305-306页。）
面对如上所述的“新闻道德”，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说明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编辑和记者。抄袭剽窃，即是指你在写一篇发表文章所引用前人已发表的文献观点、数据和段落时没有注明出处，等于是不尊重同行和其他作者的著作权和研究成果。严格的新闻稿都要求列明文献出处，如该出版刊物的名字、日期、所在版面以及撰文作者等资料信息。否则，这种行为将被同行视为抄袭剽窃，也违反了出版诚信。如果文章被人揭发，或者原著作者出面诉讼，你还得面对法律责任，无论你是来自学术界、创作单位，还是新闻出版业等的顶尖份子，都没有什么好自辩的。而对于违反诚信者，一般轻则会遭到口头或书面警告，重则会遭到开除。
上周一即7月30日早上，时事评论员唐南发收到有人向他投报《星洲日报》社论抄袭之消息，于是在“报神”面子书上发布一则刊登在《星洲》，名为<何忍青春悲歌唱不完>的社论，其实是抄袭了5月13日台湾《中国时报》和6月16日《联合时报》两篇社论，“两者二合一”就这样成为了7月7日的《星洲》社论。此消息，很快就获得网民读者的关注、转发和讨论。让人意料之外的是，当天早上才被网民转发的消息，下午该报即在自己面子书发出道歉声明，以及总主笔罗正文为此事“引咎”辞职。他说：“我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关于此事，我认为他已负上责任，能做到第一时间认错负责，相信他能赢得读者的尊敬，也为我们今天的乱象社会起到正面的教育作用。
总编抄袭文章
事实上，《星洲日报》的社论并不是第一次抄袭剽窃。单单是七月，《星洲》在两天内一连被揭发三次的社论抄袭，这是巧合，还是“习惯性”剽窃：7月4日《星洲》社论<再困难也要把改革路走完>，抄袭了3月13日的台湾《中时电子报》的<走在时代的十字路口>；7月7日《星洲》社论<何忍青春悲歌唱不完>，分别抄袭了5月13日台湾《中时电子报》的<忍让台湾的青春悲歌唱不停>和6月16日《联合时报》<35岁的人生：山路或隧道>；7月31日《星洲》社论<大马仍是理想投资目标>，抄袭了6月16日台湾《经济日报》的<全球经济坐困堰塞湖>。
我们再看，2008年3月8日，《星洲日报》副总编辑郑丁贤根据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英文笑话（Voted Wisely/ Heaven & Hell），“翻译”成为自己的专栏文章<投票前后>。
我想，所有人都有翻译的权利，惟“翻译”后必须诚实注明这是“翻译”文章，以及原著作者的姓名。不是像郑先生，全文“翻译”后就成为自己的“308”投票当天的精髓文章来发表。这也算抄袭剽窃的一种。更久远的，还有《星洲日报》集团总编萧依钊女士于2006年3月19在《星洲》的“沟通平台”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的>的“经典文摘”，全文长1250字数，萧总认真写了不足200字，其他就分别“引用”前《东方日报》主笔张景云和金庸两篇文章的文字。此文在刊出后的第二天，即受到余福祺在网络媒体《当今大马》撰文<我们的文化也不是这样的>强烈谴责：“为何一个报社集团总编在难得引述本地资深报人的见解之际，还要故隐刊载见解的出处？”。这些“不良示范”该不该都算在下属罗正文一个人的身上？
正当网络读者还在期待该报在7月31日报章上的“道歉启示”，同一天又被揭发当天的社论抄袭。昨天在面子书上的“道歉启事”，今天已沦为笑话。难道这就是自称拥有140万读者，“立足诚信”的第一大报该有的风范？
如果《星洲日报》尊重作者的著作权，重视它们的读者，爱惜它们的雇员：过去发现有同事被揭发抄袭，并采取纪律行动，上个月就不会被网民读者发现至少三篇的抄袭社论。罗正文的辞职，是否言喻同月三篇社论是他一个人所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罗正文走后，《星洲》还出现抄袭，责任已不在他。在这件事上，我们看见该报推出患病的罗正文独自承担的不止是抄袭责任，还由他一个人承担了该报过往的办报态度和管理层的种种失当。网民读者都在问：同样是抄袭，为什么只有罗正文“被辞职”？那些之前就被网民读者揭发的同事下属，甚至是他的高层上司真得能免于责任吗？
博取读者同情
该报是否能反省，是否有能力反省思辨，为什么最近网民读者都不再相信纸媒？远得不说，我想在“萧源盛造假学历经历”这场“闹剧”上，由世华媒体掌控《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和《光明日报》，占据市场至少百分之八十五的中文言论，并没有实事求是报导真相，没有首先维护读者的知情权和公众权益，以及肩负起它的社会责任，任一众的新闻工作者“跟随”萧源盛沦陷于“战地”。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阳历七月“读者”要分身变“网民”，人人都积极参与监督主流媒体，这是对你投最大的不信任，这是对你表达空前的不满，这是对你的严厉监督和鞭笞。恐怕也是你自创刊以来面对最大的信誉危机。
没有人欲加害患病的罗正文，本身再不断制造舆论话题的是《星洲》自己。如果该报一早维护读者的知情权和公众权益，秉持著职业道德做新闻；如果该报不违纪泄露同事雇员的病情隐私，再次以“情在人间”去博取读者网民同情；如果该报不在面子书道歉翌日，又再次被读者网民揭发社论继续抄袭；如果该报在罗正文走后翌日愿意在报纸上面对读者群众，诚恳刊登道歉启事，不撰写如“让他平静地生活”继续“消费”罗先生，甚至制造这样的假象：凡事指责该报社论抄袭事件的人，等于是对一个患有忧郁症的前主笔落井下石，误导读者群众，陷网民读者于不义。要是《星洲》其身得正，这件事即可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