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华教领导人之间的争执和口水,报上网上撒了一堆,就是没有弄清楚“所为何事”。看报章以便了解世界如何运转的人固然一头雾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以乎也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于是,众声喧哗、钟鼓齐鸣,就是不知道“丧钟为谁而鸣”。看热闹和看门道的,都看不下去了。
文教界朋友的聚会,三杯黄汤尚未下肚,“关中问题”、“占中或反占中”已足以让饭局变成论坛;若是再扯到最近的人事纠纷,就更是一塌胡涂。人人都想说服对方,就是无法逻辑的、理性的提出什么三项注意八项规定,都是各说各话。套用过去的“革命语言”,我们无妨问:“华教领导人、华教组织的矛盾,究竟是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从这个角度去看当前的华教问题,虽然不能解开恩怨,但至少理清了问题,运作起来,也懂得缓急轻重,知所进退。
就董总内部分裂、董总与教总、董总与林连玉基金之间的疏离,也可用这个角度理解。有权力的人说“包容”、“民主”、“规章”,就不能够“选择性包容”、“选择性民主”或“选择性规章”,必需遵守游戏规则,不然是要闹笑话的。如果当领导的一面高谈程序与民主,对“非我朋党”、“非我派系”给予“选择性包容”、“选择性民主”或“选择性规章”,再多几次十日谈二十日谈,也不会有结果。
“华教与其敌人”,是打从华文教育在大马开始萌芽开始的古老问题;由会馆私垫一百年前应付英殖民政府,到大马独立后与联盟/国阵政府的抗争,早期的华教领导人累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懂得威武不能屈之余,更懂得长治久安、精耕细作、布局未来。从成立教总和董总、争取华文为官方语言、争办独立大学、成立统考、复兴独中、成立民办大专等,这一系列的斗争和成果,都展现出充沛的生命力与战斗力,当时的华教领导人的智慧、勇气与眼光,堪称民族典范。
然而,他们的续任者,不论智慧、勇气与眼光都无法与前贤相提并论;更因为个人的思维、素养与气魄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困在旧的思维与格局当中。举个例子:只有办过中学和小学的教育家,不具备创办大学、经营大学的能力。在位的华教领导人若有自知之明,交由俱备管理大学经验的教育家经营,大学的格局,当然就不会变成一家中学的延续。
近年来,华教多事之秋缘何而起,主要便是对资源的分配与争夺,外加上一些领导人不孚众望所致。几年来的几场华教大会,其情激昂、其志可嘉,但没有策略与方法,加上领导缺乏道德招唤,现场只有白发苍苍的民族“圣战士”,缺乏青少年的参与;七八十年代的董教总“金字招牌”为何失去了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魅力?究竟是华教出现了内部矛盾,还是华教领导人产生敌我矛盾?还是自相矛盾?
华教的环境比过去宽松得多,外在环境也有了新的变化,从中国崛起到与中国竞争都需要精密的构思,靠民族悲情非但不能力挽狂澜,也不能开创新局,更无法应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如何规划华教的路线图、开创华教2.0,3.0.才是要旨。相比之下,华教领导人的口水战和职位更动,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
华教领导人、华教组织的矛盾,究竟是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把这些矛盾移开之后,自然重见天日;若是重蹈覆辙,华教很难开搞出什么新意思,只好继续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