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发布了关于1956《华社备忘录》正本重现的视频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朋友的电邮。大家似乎对国民党在马来亚的历史感到陌生，也没想到国民党人在我国历史上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我曾对这段过去也不是很了解。若非在读博时期，有机会在英国国家档案局接触到英殖民时期的档案资料，我想我也应该不会深入地认识到这段历史。
在英国国家档案局里，最让我吃惊的是英殖民当局及其情报单位在独立前夕竟有很多关于全马各主要华人社团、公会组织及政党力量领导人的个人背景及活动档案资料，就连最亲英的马华创党领袖也无法避免被监督。以英属香港出生的马来亚第一任财政部长敦李孝式为例。李孝式本身在二战时曾是国民党军官，负责中英军队间的沟通工作。他在战后所创办的《中国报》被英殖民当局认定为亲蒋介石政府的。在紧急状态爆发时，他也是马华创党元老之一，推动了马华与巫统的历史结盟，深深地影响了我国的历史发展。
1956《华社备忘录》的三个签署人中，刘伯群及曹尧辉是具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士。曾是马华霹雳州领导的刘伯群甚至在1950年代初还曾率团到台北参访，并赠送金剑给蒋介石。目前台北的国史馆已经解密了关于他们会面时的照片，相关的历史资料及学术研究也能在网路上搜索到。由此可见早期的马华领袖与国民党的关系可说是非同一般。那国民党为何会出现在我国？它在我国的历史上曾扮演过什么角色？它跟马华的创立又有著什么关联呢？
若要了解国民党在南洋的历史渊源，我们就不得不聊一聊孙中山的革命事迹。
南洋，包括我们今天熟知的马新两地，曾是中国以外华人聚集最多的地区，也是孙中山多次光顾的重要革命基地。他领导的同盟会不仅在全马各地建立秘密支部，还通过渗透各类华团，号召华人参与反清革命。今天大家所熟知的新加坡晚晴园、槟城阅书报社及《光华日报》等，皆是反清革命留下的历史遗产。
1912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随著历史使命及时机的转变，南洋同盟会转型为国民党海外支部，并成为了我国史上第一个受殖民政府合法承认的政党。
为笼络马新华人的力量来建立民国，国民党人抓住这历史契机，在早前的革命基础上，于全马各地积极拓展国民党支部。从1929殖民政府所收集的情报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吉隆坡、马六甲、槟城、芙蓉、怡保等主要城镇皆曾建有支部。国民党领导在1930年代更是公开呼吁所有南洋华人社团接受他们的指导。在这段时期，很多有影响力华人社团的董事及领导都具有国民党或亲国民党的背景。
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力可通过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在全马各地所举办的追悼大会看出。以当年仅有30馀万华人的新加坡为例，参与追悼会的人数竟高达10万人。
英殖民政府高层在对待国民党的立场上态度是充满矛盾的。
一方面，面对日益壮大的国民党力量，英殖民当局始终抱有警戒心。尤其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左翼将共产主义引入南洋及1927年“牛车水事件”后，殖民高层一度认为左翼要控制国民党在南洋支部的主导权。
威胁英殖民政府
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克利福在1920年代曾写道：“国民党被视为对马来亚的本土威胁：从一个仅仅为中国而存的‘民族运动’，转变为旨在建立国中之国，并控制（华裔的）教育、实施恐怖主义及吸纳资金。”
他的态度也反映在对付国民党的手段上。他下令取缔国民党支部，甚至将特定的国民党人士驱逐出境，数次引发中英外交风波。很多国民党人的活动被迫暂时转入地下。而随著第一次国共合作于1927年破局，两党在南洋也分道扬镳。国民党左翼于同年分裂出来成立了南洋共产党，1930年改组成了后来大家所熟知的马共。
但另一方面，英殖民政府打压国民党的决心并不彻底。随著远东局势的转变，殖民地及伦敦的政府高层针对国民党议题，时常发生意见分歧。这在1930年代后期则更为明显。虽然国民党在马新的活动令英国反感，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却是更大的威胁。英政府整体认为未来或需要与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因此，英方与国民政府代表在1930年代初进行了外交谈判，并达数项协议，史称“王蓝协定”。其中就包括国民党同意在形式上不公开恢复南洋支部的情况下，允许当地华人成为直接隶属中国国民党的党员。这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这协议让国民党人在马新有了组织各种抗日活动的空间。
二战时期英国所领导的136部队里不乏国民党人的参与。除了马共外，国民党还曾直接领导过一支名为马来亚华侨抗日军的武装力量，并活跃于彭亨、吉兰丹及霹雳部分地区。因意识形态的不同，国民党人不时与马共发生零星的武装冲突。这也为两党在战后全面对立埋下了伏笔。
一些后来著名的马华创党领袖，如梁宇皋，便曾是华侨抗日军的一员。他们在战后协助英军对抗马共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他们为何会大量加入马华公会，并成为该党各阶层的领导？在台北的国民党政权为何曾想方设法要渗透马华？他们在马来亚的活动又为何再度引起英殖民当局的警戒心？这些历史课题都值得我们去探讨。欲知后续历史发展，且看下回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