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并非所有宗教都那么重视身份认同。事实上，那些今天普遍被归类为“宗教”的过往的许多信仰系统，如印度教、佛教、道教、儒教、古希腊罗马宗教、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信仰等，大体上并未发展出严格的宗教身份边界，所以一般上也不会强求信众必须依循某种身份区别标准，包括在思想和情感领域。
是以，以上这类宗教的普通信众往往很容易就跨界而游走、探索、贯通于各教之间，乃至即使属非一般的各教核心人士，如出家众和教职人员，也会于一定程度上进行同样的行为，甚至成为推动宗教和谐及融合的先锋。此即何以古代中国儒教作为尊贵的“准国教”，并未决然排挤佛、道、回、耶教（基督教）的生存空间，甚至儒佛、儒道、儒回、儒耶合流，或者儒佛道三教合流的论述一直都有人——包括官方的积极提倡。
于古代印度，所谓印度教实际上也属于几乎“漫无边际”的存在，其中融汇或并存著五花八门，因族群或地域关系而各具特色的信仰。因而与其说它是宗教，不如说是一个虽有其主轴、主调，但却容许各种分支或分身百花齐放的“信仰传统”。
惟踏入现代后，尤其为了适应西方势力所制定的论述语境和制度框架（包括政治游戏规则），于是就出现了“印度教”的概念，也连带有了“印度教徒”的身份认同和相应的政治论述及运动。
相比而言，中国的儒教因颇早熟的世俗倾向，所以一直不太被认可为现代定义中的宗教。虽说上个世纪初的确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如康有为、陈焕章，以及南洋的邱菽园、林文庆等，力争把儒教宗教化（在中国甚至要国教化）为类似基督教那样的现代宗教（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是现代化），以作为中国人和华人身份建构的新平台、新载体、新粘合剂，惟并不受落，结果有关儒教运动只能草草而终（虽说于南洋一带，尤其印尼还有人勉强赓续）。
质言之，如果当初不论中国或南洋的儒教运动取得成功的话，也许其政治涟漪不会亚于今天的印度教，即可能会出现儒教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不仅足以抗衡或削弱西方世俗意识形态的政治影响力（包括马克思主义），也会提供海外华人社群更明确、更强的文化认同指向和边界，进而影响其政治实力和行为。惟这总体上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著实难说。
日本神道教
其实除了印度教，日本神道教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战结束前，也曾经是被现代化了的宗教，成为几个世代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温床，强化了日本人的身份认同边界。但众所周知：日本战败后被美国占领者强行改制，祛除了神道教作为“国教”的政治意涵和牵涉，包括把日本天皇从神的地位降级为凡人，于是神道教就攀不上所谓的国族或民族宗教了。
总之，或主动或被动，以西方模式为主导的现代化，的确令一些非西方社会的传统宗教更趋向结合或配合身份认同政治，催化宗教族群主义、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这一方面赋予了传统宗教适应现代性的空间、角色和机能，但同时也多少变质了其原本的包容性和超越性，导致社会更陷入无谓的“认同漩涡”——因认同差异而更加彼此疏离、猜忌，甚至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