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医疗科技领域的进步，人们的平均寿命也随之提高。联合国报告指出，马来西亚在203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届时有14%的人口是60岁或以上的人民。专家预估我国在15年后是名副其实的老人国（人口中有20%属于60岁或以上的人），部长和公积金局都呼吁政府必须尽早规划以应付老年社会，特别是在医疗保健的领域。
人们在面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要如何为自己和家庭做更好的规划？一般上，大家都关注老人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问题。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寿命的延长与生命品质的关系。医学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但不意味提高生命的品质。美国的科曼（Kaufman）教授曾经提到医学的成功让医生和人们认为医学技术可以治疗任何阶段的身体病况，即使是病入膏肓的老年病人。这种“制造”长寿的社会，带给我们新的生命管理和伦理态度的反思。
当在老年阶段，可获得越来越多的生命治疗和临床选择，衰老和死亡不再是必然时，人们该如何面对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在临床上，如果医生提供两个选择给病人和家属，一是延长生命的治疗；二是面对生命的终结。而我们只能意识到这是“生”和“死”的选择，病人和家属很难“舍生求死”，以致出现很多癌症末期的病人在弥留前几天仍然在医院接受干预治疗。
生命价值的省思
医生和家属在讨论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或医疗选择时，该如何看待延长生命和生命伦理之间的关系。医学技术的成功和生育率下降，让老龄化的社会逐渐靠近，这是社会必须集体面对的现实。人们除了关注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外，有必要探讨何谓“生命的价值”。因为如何提供老年人健康的晚年生活，与社会对老年人的生命价值观相关。
老年化的社会人口也给医疗资源带来反思和挑战。一方面，保险公司对老年人购买医疗保险提出许多限制，甚至不接受投保。另一方面，在公共医疗上，大马政府减少对卫生部的拨款、计划推行一马保健（1care）计划，卫生部也宣布要调涨国内所有政府医院一号和二号病房的费用，都在显示公共医疗资源愈加紧张。当社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医疗体系该如何保障他们的健康？如果政府把医疗责任落在个人身上的话，位于不同社会阶级的老年人将承担不平等的风险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