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古今东西的几个文明中心的人群，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扬己抑人的自我中心倾向，如古代希腊人自以为是文明人，而视他者为野蛮人；古代印度人也自视他们居住的地方为净土，而之外的地方为不净之土；7世纪崛起的伊斯兰，也有文明的伊斯兰世界与缺乏文明的非伊斯兰世界之分，甚而认为改信伊斯兰前是蒙昧期。
同理，古代中国人也有夷夏之分。孟子甚至说过，只有用夏变夷，而没有用夷变夏之事。也就是，中国才是文明的中心。
古代中国人还发展一套特殊的五方的世界论，认为华夏之地才是五方的中心，而其代表性颜色则是黄色。
明末清初的哲学家，还把中国称为黄中，以别于清朝满人，其反清复明思想颇浓。可见，人群多具有区别人我的我群对他群的二分法。而这个二分法，是可以建立在多种基础上的，如种族、宗教、阶级、性别等。
学者Frank Dikotter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近代中国种族的论述》（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便以种族为切入点，分析古今中国人有关种族的观念的演变，他把这个观念，演变分为七个部份来论述：文化型的、宗族的、民族的，及阶级等。
以黑白分辨肤色
古代的中国人对他族的看法，是颇矛盾的，一方面提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方面又有四方之民，若接受华夏文化，便可视为华夏族的文化普遍主义观念。
可以说，这是种以文化而非生物特征为标准的分群分类标准。就肤色而言，古代中国人是黑白二分法来分肤色的。基本上，劳心者与贵族是肤色洁白；而劳力者，如农民因受到日晒雨打风吹而肤色较黑。
伸言之，这是种阶级而非生物的分类法。
就近代而言，在1793-1895年，也就是中国人自愿或被逼与西方人较广泛接触的初期，由于接触未广未深，外加上白人入侵，当时的中国人有把西方人妖魔化或畸形化为洋鬼子、番鬼、红毛番等称呼。
实则，古人也有称外族为番的，如熟番、生番等。显见，后人的观念与用语，也难免受前人影响。
进入1895-1903年，中国已进入一个旧秩序走向解体，社会类型出现质变的阶段，如新型精英集团如实力、阶级、改良主义型知识精英的出现。
此点，可以用康有为与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代表。
在1894-95年的中日战争中，由于清朝被打败，还被迫签了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条约，从而激化了知识与政治精英的爱国卫民思想。
与此同时，西方人发展起来的种族主义思想，也在中国传播开来。这种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也使维新人士，把种族灭绝与宗族存续连续起来。
到了1903-1915年，种族灭绝的恐惧感，使革命派人强化了保国保种的迫切感，也据此发展出一套更激动人心的民族主义理论，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便是以民族主义为开端，这也是个很重视集团竞争，要求个人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思潮大兴的民族生死存亡关键时代。
进入1915-1949年，开始有学有专长的学者，从学术的角度分析做为种类的中国人的种族特征。与此同时，更有学者提倡强国强种的优生学；惟毛泽东时期，则重阶级而贬优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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