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国内的一些“公立”学校长久面对资源分配不公的事实，已经“平常”到不值得高调突出、渲染，以免令某些人“敏感”或“难堪”。
更离谱的是：本应以揭露、探讨、追究社会不公、体制缺陷为己任的媒体，有的竟急于替当被问责者转移视线、模糊根本，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甚至为之不惜涉嫌扭曲、玩转某些批评者的原意和论点。
质言之，制度化的分配不公，本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化”课题，但某些论者和媒体却试图借“政治化”之“罪名”来抹黑、贬斥批评者，责怪其不该把外国人的“善举”政治化。
如此对当权者之政治设计和手段高度“宽容”或“无感”，却对属于“反对派”之政党或非政府组织，时而尖刻、龟毛的政治批评或抗议高度“不容”和“敏锐”的态度，实在叫人有点纳闷。
言论需有凭据
任何人，包括外国人对教育的无条件善举，乃众所乐见之事，应该不会有头脑或心态正常者去质疑、谴责、阻挠之。
惟即便某些人要从中“借题发挥”去埋怨、批评、揶揄或提醒政府，只要有根有据，不牵强附会，实也不算什么“大逆”或“大过”之举。
然而有些论者，甚至媒体就是连借题发挥也不容，还试图诬指——或通过玩转言论、编织印象来给借题发挥者“背黑锅”，蓄意把其描绘或影射为“搞事者”，包括要“破坏”善举本身。
没有人会认可无凭无据、牵强附会的借题发挥，那是对被针对者的不公，所以应当被谴责、杯葛，如说坊间某些人对“阿拉字眼”、“犹太人”、“十字架”、“无猪肉”、“暴露”等莫名其妙的“超现实”解读。
然而，若是有不少数据以及个案可以佐证的政治痼疾，就连只是通过发言来借题发挥都不行，那实在叫人不得不为这个社会的思维和舆论“健康”感到困惑和忧虑。为何不能、不敢“冒犯”实行制度化不公的权势，甚至还要替其“救火”呢？
也许部分人长久被施加言论和思想高压之后，逐渐不自觉地对施压者产生斯德哥尔摩情结——甚至不惜替其掩护、辩护、卸责、开脱？或说尤其害怕、惶恐、“不自在”于任何感觉上对权势者“不敬”的行为，只怕会“越搞越糟”，以致连卑微、苟且的“偷安”也不行，所以要严谴之？
当生产和管理资讯者越来越对截然、森然的不公现象采取“不搞事”的低调、隐晦、乡愿、绥靖态度，甚至还间接助其“常态化”、“小事化”，而受众亦“平常心”以待的时候，可见这社会的“草民病”，著实不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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