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国内的一些“公立”学校长久面对资源分配不公的事实,已经“平常”到不值得高调突出、渲染,以免令某些人“敏感”或“难堪”。
更离谱的是:本应以揭露、探讨、追究社会不公、体制缺陷为己任的媒体,有的竟急于替当被问责者转移视线、模糊根本,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甚至为之不惜涉嫌扭曲、玩转某些批评者的原意和论点。
质言之,制度化的分配不公,本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化”课题,但某些论者和媒体却试图借“政治化”之“罪名”来抹黑、贬斥批评者,责怪其不该把外国人的“善举”政治化。
如此对当权者之政治设计和手段高度“宽容”或“无感”,却对属于“反对派”之政党或非政府组织,时而尖刻、龟毛的政治批评或抗议高度“不容”和“敏锐”的态度,实在叫人有点纳闷。
言论需有凭据
任何人,包括外国人对教育的无条件善举,乃众所乐见之事,应该不会有头脑或心态正常者去质疑、谴责、阻挠之。
惟即便某些人要从中“借题发挥”去埋怨、批评、揶揄或提醒政府,只要有根有据,不牵强附会,实也不算什么“大逆”或“大过”之举。
然而有些论者,甚至媒体就是连借题发挥也不容,还试图诬指——或通过玩转言论、编织印象来给借题发挥者“背黑锅”,蓄意把其描绘或影射为“搞事者”,包括要“破坏”善举本身。
没有人会认可无凭无据、牵强附会的借题发挥,那是对被针对者的不公,所以应当被谴责、杯葛,如说坊间某些人对“阿拉字眼”、“犹太人”、“十字架”、“无猪肉”、“暴露”等莫名其妙的“超现实”解读。
然而,若是有不少数据以及个案可以佐证的政治痼疾,就连只是通过发言来借题发挥都不行,那实在叫人不得不为这个社会的思维和舆论“健康”感到困惑和忧虑。为何不能、不敢“冒犯”实行制度化不公的权势,甚至还要替其“救火”呢?
也许部分人长久被施加言论和思想高压之后,逐渐不自觉地对施压者产生斯德哥尔摩情结——甚至不惜替其掩护、辩护、卸责、开脱?或说尤其害怕、惶恐、“不自在”于任何感觉上对权势者“不敬”的行为,只怕会“越搞越糟”,以致连卑微、苟且的“偷安”也不行,所以要严谴之?
当生产和管理资讯者越来越对截然、森然的不公现象采取“不搞事”的低调、隐晦、乡愿、绥靖态度,甚至还间接助其“常态化”、“小事化”,而受众亦“平常心”以待的时候,可见这社会的“草民病”,著实不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