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近代史者应知道什么是“教案”，即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民众及士绅，乃至官僚，与基督教组织或个人之间——有时更直接涉及西方殖民者——关系宗教或文化课题的冲突事件。质言之，其背后的重大文化史“意涵”之一，就是：帝制时代的中国并非世俗国，因儒教是中国官方和民间所共同坚守的主流、主导性精神归宿、文化血脉及制度骨架。
之所以，明末期间，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时，为取得当时政教权威的认可，虽高调抨击佛教，倡导“以耶易佛”，但却对儒教相当敬重、友善，甚至主动融汇两者，力图为耶教开拓其本土性。利氏更因此而主张应容许中国信徒祭祖、祀天。如此姿态或策略毕竟奏效，所以成功吸引到一些儒士皈依，如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等。惟并非所有儒士都对耶教足够宽容而毫无防卫、拒斥之心，所以后来才发生了“南京教案”。
无论如何，从明末到清中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大体和平，毕竟儒家体制并不极端排外，只要不公然干扰、挑战其权威即可“和谐”共处。其实南京教案多少也得归咎于一些传教士开始偏离利氏路线，过于狂热、偏执，结果与儒教产生摩擦。不过到了清末，中国国力大不如前，不仅政治、经济，连文化上也无法再回避、抵挡外来因素的大举涌入，结果便是教案频生。
教案的具体原因不一，总括而言，可谓中华帝国及其儒教权威逐渐走下坡乃最为关键，是以方有监督、管控、协调不到的外来宗教积极扩张所激化的矛盾。
外来因素与本土主流政经文教各界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及深度碰撞，难免会产生足以勾起诸多疑虑、误会、成见，乃至敌意的分歧或过失，因而衍生教案。如说民间便有部分人改信耶教后，不愿参与地方原有的“公共”宗教活动，进而导致民众不仅针对这些教徒，还迁怒教会。
质言之，民间集体参与宗教习俗的“义务”，如共同祭祖、祭神、顶礼圣贤等，亦正说明了传统中国社会并非纯世俗的，即作为地方社群一员者，应当奉持地方的祖传信仰，“改教”更非个人的自由。这诚如17世纪以前的欧洲，脱离基督教——甚至特定教会，根本乃“滔天大罪”，牵涉者往往得付出惨重代价，包括被驱逐、虐待，甚至处死。
总之，于古典中国，上有儒教，下有地方信仰，都是全民义务。若非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激烈世俗化，今天的中国人，乃至海外华人，恐怕皆不可轻易背离儒教，遑论只专奉其他宗教。这种世俗化，城市规划师您觉得应当检讨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