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增长，无发展（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Clower，在1966年提出的理论，它指一国的经济可能出现物质产出，或国民收入的量变，但却没伴随著质的提升。
此处的质变，指的是，经济增长（量变）虽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条件，但是发展却不限于物质产出或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包括社会发展、政治发展、法治化、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基本人权的保障等。据此，就有必要区分高收入国与发达国。高收入国仅仅指一国的人均收入，超过世界银行或联合国所定的收入水平要求，而发达国的含义则更全面。也因此，不少高收入国如科威特、沙地阿拉伯、汶莱等，通常也被归类入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
之所以，有几方面的理由，首先，这些石油盛产国虽有高收入，可产业结构太单纯，产业门类不齐，科技更不发达，虽有高收入，却不是发达（Developed）、工业化（Industrialized）或先进国（Governed Countries）。从更广义的角度看，这些国家法治化、民主化程度可能颇有限，基本人权也没受到应有的尊重，甚至可能连信教的选择权也有限。
另一点是，产业不够多元化，或过度依赖一两项不可再生资源的国家，也可能在油尽气枯后，沦为贫国。即便有油气，若人口庞大，又满足于油气收入而不思进取、奋发，也会受到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之害，甚至用油气所得的盈利，来压制社会与政治发展，如不少政治经济学者便认为，中东不少油气盛产国，便是软硬兼施，用大棒与萝卜（Stick and Carrot）来阻挡民主化（见Thomas Friedman之《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一书，17）。
显见，有增长并不必然会有发展，特别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因可依靠大棒与萝卜，一边威慑人民，一边收买人心，而人民又因不必纳税而不在乎有无代表（No Representation）。毕竟，历史地看，民主是争取来的，而非从天而降。没有压力，普罗大众，特别是资产与中产阶级，就不会有动力。
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一个可能后果是，国家整体可能会停滞不前或倒退，陷入内卷化（Involution）的陷阱中；也就是增长到一定程度后，政治、经济或文化均停滞，或被他国超越，使得后发优势劣化为后发劣势（Dis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也就是，做为后来者（Latecomer），本可择优地吸取先进国的既有成果，来加速本身的增长与发展，可却因安于现状或内耗，而陷入停顿的倒退中。
实事求是地看，有不少西亚国家，的确出现不进反退的困境中，也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独立后比独立前更糟的情况。有研究证实，在1960年代已争取到独立，且人均收入已达到中等收入国水平的国家群中，在2009年时，几乎有3/4依然停顿在中等收入国陷阱，甚至倒退回低收入国的不进反退现象；也就是菲律宾化的国家比比皆是，是常态而非异态！能成功升级入高收入国的，只有西欧的一些国家，东亚的日本、四小龙及两个拉丁美洲的小岛国。（见林毅夫著《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译本2012，北大出版社）。
对大马来说，这个近3/4的停滞或倒退，是富有警惕作用的。特别是已从1970-80年代的国家资本主义，劣化为1990年代以后的朋党资本主义，甚而至于进一步恶化为民粹型朋党资本主义的现阶段的大马。约言之，进步不是必然的，量变也不必然带来质变，反而可能是掩饰退化的假象，如债务驱动的假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