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弱政策，按常理应是种雪中送炭的扶弱济贫政策。可是在实践中，常会出现锦上添花，甚至是扶强济富，效果适得其反的预料外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大马就是一个实例。
对我国的灭贫与收入分配颇有研究的我国学者拉贾雅（Ragayah Haji Mat Zin）便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我国的新经济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族际（Inter-Ethnic）的经济不平等，可这政策本身，又成了一种致成不平等的根源。特别是，越到后期，族群内部（Intra-Ethnic）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以基尼系数为例，在2009年，土著为0.44，华裔与印裔皆为0.42。显见，这个政策并未特别照顾到真正需要援助的下层。
之所以，主因应是在于权力距离，也就是，距离权力中心越近者，获利最多最快，反之，则越少越慢。也因此，有人称大马是个党团资本主义国（PartyCapitalist）。不少人能够暴富，不是靠正当的努力，而是靠权力寻租。这些党团资本家虽以巫统太子（UmnoPutra）为主，也有不少是非巫统的执政成员党党员。
此外，拉贾雅也提到，大马的区域失衡颇严重，发达州与欠发达、发展不足的州属间的收入差距很大。因此，应著重落后地区的发展。约言之，大马的扶弱政策，应回归到不分出身、族裔、宗教，而应以需要（Needs-Based）为主的政策路线。其实，2010年4月出台的由9位各族经济学家制定的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的第一部份已清楚列出应走的政策路向，即：
（一）市场友善的扶弱（Market-Friendly），也就是不会扭曲市场健全运作的扶弱政策。
（二）对象明确地以阶级∕公民，而非族裔为主的政策对象，也就是以最低40%收入群为对象的政策。
（三）著重机会平等，如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等方面的机会平等。这才是生产性的双赢出路。
应该说，上述提案是比较符合一般人的自然公正感，也有助于加强国民团结的提案；只是，由于我国政治生态的变态化、畸形化，这些正当的提案均未能落实，反而是一贯以来已被证明弊端处处的党团资本主义路线被延续下来，这就是大马的政治经济现实。
这个党团资本主义路向，可以说是劫贫济富的掠夺性倒行逆施政策，它不但无助于提升全民的生产力与竞争力，更会进一步破坏国民团结。那些既得利益者，也会为了合理化其欲望（Kemahuan）而非生存所需的需要（Keperluan），而不惜炒作族群课题。
本来，从大局著眼，扶弱政策也应依据增量分配（Growth With Equity ∕Distribution）来进行，以免蛋糕越做越小，且重点应放在培养弱势群体的受教育与培训的机会。可中央执政集团的政策则是，引入大量廉价外劳，以延续低薪资竞争力（Low Wage Competitiveness）。试问，在这种条件下，最低40%收入群的困境如何得以解决？更何况，我国虽是中高收入国，可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并不完善。据此，最弱势群体的苦难，将旧态依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