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欠发达国家言，什么样的发展与增长策略，才是最适策略，向来没有定论。基本上，当代主流经济教科书多认为，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是最佳策略。也就是，政府最好让市场自由运作。
只是，吊诡的是，二次战后以来，最成功的四小龙中，除香港之外均是不同程度的国家主导型经济。最近周博（Joe Studwell）在其新著《亚洲如何运作》（How Asia Works，2013）一书中，把东亚的成功模式，用了句话来概括：有效的土地改革、出口取向的制造业，及金融压抑，也就是抑制民间消费，以便把资金转移到工业化与基础设施的建设中。
按他的说法，有效的土改，如日台韩中的土改，可释放农民的生产力，让农业有盈余来推动工业化，而工业化也可吸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进而形成彼此推动的互补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对资金的政策性运用，如为某类关键产业或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出口补贴等，也可加速增长速度。这个做法可简称为发展的经济学。只是，进入后期，则需做出转变，改用效率的经济学。依我看，用发展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达，则是从粗放型经济发展，转向集约型，也就是精致型发展与增长。
说起来，这是发展经济学的常识。大马之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关键便在于，无法成功地从粗放的发展，转向集约、精致、效率的发展。之所以，固然有其经济与技术的原因，如教育与培训制度、人才与研发、学生所学与市场需要脱节等；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阻力，特别是来自巫统内部的政治阻力。伸言之，经济转型的最大阻力是政治阻力。要削弱这阻力，需借用外力，如区域化、全球化或自由贸易协议，是方法之一。
此书所带出的一个信息是，发展至上的威权体制，是否更有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初期与中期阶段，这个提问并不易回答。因为实证研究发现，不论是走民主或威权体制，成败均是50%对50%。只是，当发展进入中等收入国阶段后，对政治自由化的要求会递升，如1980年代的台韩，或现阶段的大马。
这是因为，进入中等阶段后，社会中的利益主体会更多元化，公民社会也已成形，中产阶级壮大到一定程度，这都会提高人民对法治、反贪、透明治理、自由、平等、人权保障、社会公正等，包容的要求，进而强化政治自由化的动力。而政治自由化，又是民主化的前提条件。
至于经济自由化，则较具争议性。大体上言，反经济自由化的群体，有两大类。一类是既得权益者，包括日台韩的农民，另一类则是意识形态类，也就是，出于思想与价值观而反全球化与自由化。其中，有者认为经济自由化可能会损及生态环保、社区文化、在地经济（Local Economy），导致文化教育的同质化，甚至可能损及民主。因为，过度的自由化导致权力与资源的过度集中，消费主义的过度泛滥等。因此，对反自由化，也应有所区别，而不宜一概而论。
